论辩诉交易：在正义与效率之间

摘要：辩诉交易制度是被国外广为适用的一项刑事诉讼制度，从其诞生起，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而成为一项重要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而我国能否借鉴或引进辩诉交易，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和争论的焦点。为此，本文从实证分析和比较的方法，来探析该制度的概念、实质及历史沿革，以及西方主要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从现实需求及辩诉交易制度蕴含的价值内核，分析并主张我国引进该制度以及如何引进。
关键词：辩诉 辩诉交易 正义与效率

引言
效率与公正，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两大目标。现代刑事诉讼在追求公正这一永恒价值目标的同时，越来越重视效率价值。公正与效率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已然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程序设计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但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在改革路径选择上存在目标设定优先序列的问题。我国自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就围绕刑事诉讼改革展开了诸多讨论。在刑事诉讼目标优先选择上存在争论。因此，本文拟立足近几年争议较多的辩诉交易制度进行分析探讨，用实证分析和比较的方法，以求能找到平衡现代刑事诉讼公平与效率二者的支点，更好地推进当代司法改革和现代法治建设。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概念、实质及历史沿革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概念和实质
辩诉交易亦称诉讼协商、诉讼协议等，其是指检察官和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在审判开始之前，就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和交易，检察官以降格指控或减轻量刑请求为有利条件，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一种活动①。辩诉交易制度作为一个刑事诉讼程序在部分国家存在，始创于美国，以美国的刑事诉

① 法学权威著作《布莱克法律辞典》则将“辩诉交易”定义为：“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民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
讼法律规定为典型。
作为一项司法制度，辩诉交易的实质在于，检察官以降格指控或减轻量刑为有利条件，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交易一旦达成，被告人就自愿放弃了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机会，作为补偿，被告人基本上也可以得到检察官允诺的指控和量刑。辩诉交易的启动权由检察官掌握，但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关键取决于被告人的主观愿意。通常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在充分考察双方证据、检察官的能力及被告人可能面临的命运等因素之后，决定是否与检察官进行协商，以认罪的能力及被告人可能面临的命运等因素之后，决定是否与检察官进行协商，以认罪为被告人获得轻的控罪或较轻的量刑，同时也考虑尽快地结束被诉状态，以尽可能减轻被告人的精神压力和名誉、经济上的损失。
总之，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就是，在控辩双方自愿的基础上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各自的实体权利（力）进行处分，进而达到终止刑事诉讼活动的程序结果。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历史沿革
辩诉交易制度的雏形，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英国。而在19世纪70年代初，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些刑事案件就已经开始出现辩诉交易。随后，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犯罪率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刑事案件成倍上升，案件积压严重。为了在有限的司法资源条件及时结案，辩诉交易制度得以广泛采用。但在早期，辩诉交易仍处于“地下状态”——其以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直到19世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雷迪诉合众国”一案中，才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
而在实在法上，美国在1974年对其《联邦刑事诉讼法规则》进行修改时，明确地将辩诉作为一项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确立了下来，从而使辩诉交易最终制度化和法典化。目前，辩诉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占据了美国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联邦各州约有90%的案件都是通过辩诉交易方式解决。很好地解决了当今美国犯罪率高、监狱人满为患，刑事诉讼程序花费惊人等现象。著名的“李久和泄密案”、“徐振东引渡案”，最终也都是通过辩诉交易来解决的。
辩诉交易滥觞于英国，在美国发展、确立、壮大。如今，随着现代人权观
念的进步和民主、科学诉讼的发展，辩诉交易已冲破两大法系的藩篱，为世界各主要国家所接受，成为现代司法体系中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二、辩诉交易在西方：比较法的视角
（一）美国概况
辩诉交易制度，自1974年美国对其《联邦刑事诉讼法规则》修改之际被确立以来，在美国约有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制度解决的，经辩诉交易制度解决的刑事案件已占据了所受理刑事案件的大部分。在这里，虽然美国法律充分尊重辩诉双方的自愿交易，但这种讨价还价还必须在明确的规则之下进行。第一，检察官在提出辩诉交易之前，必须考察案件是否具有进行交易的适当性；第二，开庭时，法官一定要通过起诉认否程序，确认被告人是否自愿与理智；第三，被告人一旦作出有罪答辩，法官即可直接据此定罪量刑，不再举行复杂正规的审判程序；第四，法官一般不参与任何辩诉交易的协凋过程。法官如果审查认为辩诉交易有违宪法和法律，法官可以拒绝承认，并决定开庭审判。
（二）意大利概况
大陆法系国家移植辩诉交易制度，并结合职权主义审判特征，加以改造的典型例子，就是意大利的依法事人请求运用刑罚的程序。这是意大利1988年在其刑事诉讼法典中设置的一种新的程序。即在宣布开展第一审法庭审理之前，被告人和检察官可以要求法官按照双方协议的刑罚种类和标准适用替代性刑罚或者减轻财产利、监禁刑，法官即以判决的形式确认。这种程序进行的前提的：检察官已掌握充分的有罪证据，双方就被告人有罪这一点不存在争议。由于这一程序在很大程序上借鉴了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因此，又被称为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程序。
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在借鉴美国辩诉交易的同时，又接合大陆法系国家的特点作了一些限制，1、只能对较轻微的犯罪案件适用，减刑后仍要判处两年以上的，不能适用这一程序。2、控辩双方不得就被告人的犯罪性质进行交易，更不能为减轻刑罚而降格指控。3、最高减刑幅度不能超过法定刑的三分之一。4、如果检察官不同意进行认罪交易，法官也可以直接接受被告人提出的适用刑罚的要求。法官也可以根据对书面材料的审查结论而宣布被告人无罪。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控辩双方的自由处置权受到一定限制，双方协商余地没有美国辩诉交易那么灵活。这既是对辩诉交易可能引起的负效应的一种规避，同时也是对职权主义审问式程序特征的保留。
（三）德国概况
德国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类似辩诉交易的“诉讼协商”制度。除了检察官可以与辩护律师就降格指控或减轻量刑达成协议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之外，法院也可以在开庭审查白领、毒品、税收、环境犯罪等复杂案件时，以量刑上的让步或撤销数罪中的一向指控来换取有罪供述。与意大利的改革始自立法不同，德国的“诉讼协商”制度创新来自于实践。目前，诉讼协商已在德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通过最高审判机关的判例获得了非同寻常的认可，并已形成了交易的详尽规则。
（四）英国概况
20世纪70年以来的研究资料表明，在英国的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正在被广泛地实践。1、在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中，如果被告人同意有罪答辩，检察官可以减轻指控并不能建议法官施加特别的量刑，2、审判前或审判过程中，辩护律师也可以与法官之间交易。英国上诉院认可了这种交易并提供了指导，与法官交易时，辩护律师与检察官均应在场，一般来说，假如被告人作有罪答辩，量刑将减少1/4至1/3。不过，受到诸多限制，法院并不一定接受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而且量刑的幅度完全由法官决定，并没有美国那种完全意义上的辩诉交易。
（五）加拿大概况
加拿大也规定了辩诉交易程序。但它只适用于一定范围之内的罪，根据加拿大《刑事法典》第801条、787条的规定，所犯的罪在2000加元以下罚金，或6个月以下监禁，或者二者并处，才能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另外法院还审查是否基于最有利于被告考虑并不因此悖于公共利益。在这些诸多条件下，被告人一旦作出有罪答辩，可以对被告人不定罪，而从裁定免除其刑事责任。
（六）其他国家、地区概况
此外，法国、俄罗斯、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借鉴和移植了辩诉交易制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比较法的视角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辩诉交易制度以其简易、高效等优点纷纷被许多国家所仿效，根据本国国情确定了辩诉交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对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探索
自2000年以来，我国法学界就比较广泛地开展了对美国实行的辩诉交易能否借鉴的研讨。2002年4月11日，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在我国首次采用“辩诉交易”的形式，审结了一起故意伤害案①。自从《法制日报》报道后，更引起了法学界及司法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纷纷对我国现阶段应否和能否借鉴美国的辩诉交易展开激烈而理性的探讨与争论。为了探讨、论证辩诉交易制度之于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意义，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于2002年8月13—17日在贵阳召开年会。与会学者围绕2002年4月11日发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的我国第一例适用辩诉交易案件，集中研讨了辩诉交易制度引入我国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制度设计等问题②。理论界主要形成了肯定说、否定说、缓行说三种观点，并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引进了辩诉交易提高了司法效率而是否是损害和牺牲了正义；二是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能否交易；三是我国目前的国情与刑事诉讼体制是否适宜引进辩诉交易制度。
（一）辩诉交易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是否损害和牺牲了正义。
正义是司法的生命。“辩诉交易在美国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如潮的批评，公众普遍认为，辩诉交易是‘出卖’正义，有些被告钻法院承办案件超量的空子要软骨头的公诉人和法官减少对他们的指控或量刑。特别是辩诉交易明显而直接的影响是穷凶极恶的罪犯逍遥法外，因为法院没有审判他们，给他们量刑，把他们关起来。”③辩诉交易实现的是较高层次的公正，是相对的公正，而绝对的公正是不可能实现的。罗尔斯也指出：刑事诉讼程序也即这么一种程序。有罪必
罚，无罪开释，这是每个公正的社会都希望达到的公正结果。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设计程序规则，我们都不可能总是达到这么一个结果，现实中的司法程序总是难免带来些错误的裁判与判决。

① 郭毅：《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审结》，《法制日报》2002年4月29日。
② 陈光中：《辩析交易在中国》第1页。
③ [美]弗来彻：《公平与效率》，载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版。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正义的第二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涵义——是效率。”①辩诉交易的内在价值追求是效率，即动态的公正。解决辩诉交易的关键在
于突破一个观念的误区：公正能否讨价还价？公正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判决的形成是一个实体公正经程序公正修正的过程。真正的公正既讲求确认的事实无误，更要讲求刑事责任追究的及时和迅速。“对刑事被告的延迟审问将会由于使之遭受命运的延期不确定性而陷入困境，而且这种延迟也会由于降低所有贴现率为正的人们的预期处罚成本而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②时间的消逝会消解刑罚对个体和社会公众的影响，导致人们法律信赖的动摇与对法律程序的失望。不兼顾效率的强求公正最终只能导致刑事司法机关不堪重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因素的增加，社会中各种民事和刑事冲突纠纷急剧增加，社会对司法活动这种公共产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而我国的司法制度由于经费、人员不足，早就无法满足这种迅速增加的社会需要，而成为资源稀缺③。现在问题严重的超期羁押现象，突出表现了许多案件无法得到公正而及时的处理。当下最紧迫的问题是解决刑事诉讼的效率问题。保证公正前提下对效率的高度容纳。追求效率也是为了正义。正是因为如此，最高法院把公正和效率作为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
（二）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能否交易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已确立了普通程序简审，这就是一种程序上的交易。程序可以交易，实体为何不可以？而且辩诉交易所体现的理念具有积极的意义，即政府和个人的对抗，不是不可调和的，而是可以通过蕴涵平等价值理念的契约机制来协商解决。辩诉交易中蕴含的平等自由的契约观和传统的专权、专政相比，其特点就在于真正实现参与者的主动性，体现对人权的尊重。这对于改造我国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革除传统刑事诉讼中专政与被专政、追究与被追
究的诉讼理念，构筑民主法制化刑事诉讼理念，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另外，现代刑法理论认为：“承认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义务，把犯罪人改造成为新人，复归社会是真正的最高的人道主
略论检察机关处理涉法上访的对策

黄定威


前 言
涉法上访是指一些在已经或应当被执法机关及司法机关，或者是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中，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对于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作为或不作为所提出的申诉和控告未能如愿的，转而向法律监督机关、上级机关投诉，或者寻求法律程序之外的请愿活动。由于涉法上访案件反映的问题主要涉及国家司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廉洁性、公正性，司法的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以及社会纠纷与矛盾的解决机制问题，故其成为了政法工作的重中之重。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如何处理涉法上访问题就尤为重要。日前，高检院贾春旺检察长就此向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强调，“要加大解决涉法上访案件的力度，切实抓出实效”。涉法上访问题能否得到较好的处理，关系到社会大局的稳定。因此，有必要对处理涉法上访的对策及建立相关的长效机制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 、 树立执法为民意识，坚持以人为本

几千年来，老百姓仰仗官家主持公道、化解冤屈是根植于他们骨子里的一个传统。这种文化传承至今，便是上访鸣冤，也就是我们亟待解决的涉法上访。虽然上访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权利，然而在现实中却经常遭受各种限制、剥夺与无理的阻碍，使上访者被迫用其他非常手段，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所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涉法上访，是检察机关处理涉法上访的首要问题。
在自身层面上，检察机关要努力提高检察队伍的政治素养和服务质量。检察干警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服务意识，不仅要充分认识到做好上访工作的重要性，更要加强业务培训，不断地提高协调能力。在过去的一些老观念里，一些检察人员潜意识地认为上访就是闹事、找茬，将上访人介定为刁民，他们往往戴着有色眼睛看待涉法上访，不问是非曲直，不分具体情况，对一切上访者都采取“一刀切”，厌恶、鄙视甚至利用各种手段将其拒之门外。基于政治文明的要求建立服务型检察院，培育服务型检察队伍的理念正与这种旧观念形成鲜明对比。服务意识要求检察官们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心，用自己的热情和干劲真心实意地、不带功利目的地去做服务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好事、实事。面对新形势下处理涉法上访的艰巨任务，检察机关要在人员配备上向控申部门倾斜，可以专门配备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年富力强的同志；还可推行专人值班接访制度，做到着装整齐、挂牌接待、举止文明、“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解决问题有回声”。政治素质过硬，业务水平高的干警轮岗到控申部门，充实了处理涉法上访问题的专门力量，在实践中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在外在层面上，处理涉法上访要坚持以人为本，要努力为上访者营造优越的环境与创造合理的条件。有条件的控申接待室可以配置电脑触摸屏、投影仪、录音机、便民药箱、便民雨伞、沙发，张挂文明用语等。配置电脑触摸屏能让前来控告举报的群众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触摸屏了解、查询有关检察业务。配置投影仪可以让前来控告举报的群众观看有关反映检察动态、检察成果的VCD影碟，拉近群众和检察机关的距离。配置录音机的主要目的是在征得举报者同意的情况下对举报内容进行录音，以避免制作笔录的失误。设置便民药箱的主要目的是让前来控申举报不小心感冒发烧的群众能及时得到治疗。同时还可以设立候谈室，如遇来访群众多而接待人员暂时不足时，部分等待接待的群众就可以有一个良好的休息场所，也让满腹怨气的群众能在温馨舒适的环境里静心、安心、放心、舒心地控告或申诉。

二、 完善涉法上访机制，畅通息诉渠道

处理涉法上访问题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庞大的工程，必须要长抓不懈。检察机关能否发挥其法律监督的重要作用，为民做主，不在于具体为哪个公民或哪些群众解决了多少问题，而关键在于有没有一套控制和减少涉法上访的长效机制。
首先，要坚持和完善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检察机关实行首办责任制，把群众涉法上访的问题解决在首次办理环节，解决在基层院，是经实践证明的减少重复上访、越级上访、久诉不息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如实际操作中，通过实行《点名接访、预约上门接访制》和《后备等干部到控申科挂靠锻炼制度》等，架构“大控申”、“大首办”格局，不仅深化检务公开，更及时、有效地解决群众的难题；同时，向来访者发一份《反馈表》，内容包括有“检察院的接待人是谁、态度如何”、“检察院对您申诉、控告、举报的情况答复如何”、“您对检察院的接待工作有何意见和建议”等；然后将每一位来访者所反映的情况都记录在规范的表格当中，并给分管领导、检察长传阅，既保证领导对群众来访情况的及时了解，及时跟踪控申接待服务质量，对干部接访质量进行考评和约束；又严格地落实控申、举报工作岗位的首办责任制，真正推动涉法上访问题的有效解决。
其次，要不断完善检察长接待日制度。将领导接待群众上访变为定期巡回下访，认真向社会公布接待日的安排，指派专人负责，精心甄选，提前约访。针对群众反映领导难见、难找，因而想将情况反映给“一把手”的愿望常常无法实现的情况，为了方便前来咨询和举报的群众找到检察长，将检察长的办公室安排在门口，方便群众会见检察长。既密切联系了群众，又能详细了解案情，从而有利于接谈案件特别是疑难案件的解决。
再次，建立一套严格的、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案件质量管理体系。案件质量是关系涉法上访数量的重要原因，通过涉法上访，我们能够发现很多执法环节的质量问题。建立一整套严格有效的规范制度，追究因故意或过失行为影响办案质量的人员责任，从源头上堵塞可能出现涉法上访的诱因。这种体系既可严肃追究各业务部门工作中的渎职、失职行为，又可改变工作不负责任、办事拖拉、执法不公、造成当事人长期上访的状况。
最后，开辟处理群众涉法上访案件的绿色通道。针对重大疑难的涉法案件，定期召开公检法及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多方联席会议，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包括“联合调查、联合听证、共同答复”等制度，最大限度的做好息诉工作。明确加大和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调解方面的职能，运用非诉说渠道处理涉法上访，努力化解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大刑事申诉案件的复查力度和刑事赔偿案件的赔偿力度，对经过复查认定是错案的，坚决依法纠正，该赔偿的尽快依法赔偿，增强检察机关的自我纠错能力。要积极与有关部门配合，做好善后工作和保障赔偿决定的落实，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

三 加强联合职能部门，开展内外预防

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新华社记者关于群众上访问题的提问时指出，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法律。温总理的这席话，对于检察机关来讲，就是要在打击犯罪、保护群众利益上坚持惩治与保护并重，刑事与民事并重，实体与程序并重。要全面强化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既防止打击不力，有注意保障人权。加强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的监督，平等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海珠区院在控制和减少涉法上访问题上，实行控申联合批捕、公诉等刑检部门的力量，采取源头预防控制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在对外预防控制上，深入开展检察引导侦查，对侦查部门发现、收集、固定、保全、完善证据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和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保证侦查取证工作依法、客观、及时、全面，确保准确、及时、有力地追诉犯罪；最大限度地保障刑事案件的控诉水平，并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不断建立和完善促进刑事案件承办人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各项机制，建立良好的侦诉协作关系。这就加强了对刑事案件在公安阶段立案和撤案的监督和制约，对侦查过程中的强制措施及可能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行为的控制与救济。加大对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的审判监督，及时了解影响较大、涉及面广、争议较多案件的判决结果，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公平正义。
在对内预防控制上，严格运用检察裁量权，对批捕、起诉案件的裁量权赋予更加人性化的烙印。一方面严格审查提请逮捕案件、对青少年犯罪不起诉的案件实行听证会制度以及对刑事案件行使求刑权，在法庭上提出量刑建议等，另一方面切实做好不予批准逮捕、不予起诉案件等案件的受害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思想工作，讲解有关法律原则，增强他们对检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这样不仅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约司法成本，尤为重要的是，大批可能存在的涉法上访案件在办理案件的初始阶段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从源头上减少群众上访的问题，减少了检察控申部门的后顾之忧。
此外，检察机关在应对可能存在无理上访案件问题上，可以实行《涉法上访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制度，通过明确的告知上访人所拥有的相关权利，及其应承担的法律义务，要求上访人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负责并签章确认。当然，界定无理访首先要严格把关，不能简单归类，要多从自身工作上查找原因。对群众就检察机关正在办理的案件进行咨询、查询、反映或者投诉，由控申部门联合相关经办的业务部门热情接待，耐心依法作答，力争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要确立一种观点，即“最终妥善处理群众的信访问题才是办好案。”对确属无理上访的，也要向群众宣传法制，耐心解释，引导群众依法信访；对无理缠诉的，要采取批评教育与讲法律讲事实相结合的方法处理。对借上访为名破坏社会秩序的上访人，《涉法上访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可起到约束、震慑的作用，为严肃处理违法分子提供有力的证据。

四、 推动控申工作创新，把握时代契机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检察机关处理涉法上访工作，其生命的活力也就在于创新，在于与时俱进。检察机关只有通过创新不断提高处理涉法上访问题的方法、对策，才能真正的成为群众心中的“青天大老爷”。
其一、要实施多层次立体宣传战略，不断掀起处理涉法上访工作的新高潮。检察机关要不断创新举报宣传形式，大力强化控举报的宣传工作，确保与人民群众联系渠道的畅通。其做法是：一是开展《检察服务进社区》系列活动，通过走出院门深入街道理、企业、监狱等开展巡回接访，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向民众宣传法律法规并努力为民排忧解难。二是积极宣传检务公开。印制精美的“举报须知”、“控告须知”、“申诉须知”、“投诉指南”等十多种宣传小册子，整齐排放在接待室，由群众按需取阅；同时是向群众派发“检察长接待日卡”和“检民联系卡”，在卡上将检察院的地址、路线图、联系电话、主要职能列明，以方便群众及时联系。三是在检察院门口宣传栏刊登举报专栏。四是在控申接待室安装举报专用的语音信箱。五是设立举报奖励基金，为举报有功的人颁发奖金。六是除经常性地到有关单位上好法制课外，还经常性到街道、学校、看守所张挂举报图片，积极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七是积极认真开展“举报宣传周”活动。
其二、积极开展“网上上访”活动，努力推进上访活动的便捷化。检察院的举报中心在互联网上专门开辟网站，既可以便于群众在互联网上上访，也便于检察机关依法处理上访工作的更广泛宣传，促使检察院的控申工作不断迈入现代化、透明化的轨道，为今后有困难群众更贴心更信任地向检察院上访举报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其三、急群众之所急，真诚为一方弱者送温暖。群众找检察机关控告申诉、反映情况的，属于检察职权范围内的，我们要积极解决，决不推诿；即使是不属于我们职权范围的，如果能变通，想想办法，我们也要管；实在办不了，也要给群众出出主意。决不随便安排个人，说几句就将群众打发走。不能以职权范围为理由，把投诉无门的老百姓推出去。老百姓不懂什么职权范围，就认为你是国家机关，是代表党、政府在行使权力的。我们检察机关有责任托举社会弱者，为他们送去关心和温暖，助他们度过生活难关。这才是处理涉法上访问题的本质所在。
涉法上访问题，由来已久，解决这个问题也绝非一朝一夕。检察机关必须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正确引导和梳理有关涉法上访问题。只有不断提高检察机关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本领，才能做好维护社会正义坚强后盾，做好人民利益的守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