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登记”立法的几个重要问题


孙百昌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郑州， 450010）



摘 要： 企业登记管制是必要的。企业登记主要存在三大类问题，核心问题是第三类。为此，必须明确企业登记行为的概念、特性，以企业的合法性为企业登记的实质目的，以经济生活和经济规律为商事立法的基本原则。保证企业静态合法性的方式是利用企业的设立、变更和注销程序，这是政府强制管制的结果；保证企业动态合法性的主要方式是使用处罚“威胁”企业和控制企业的“信用”资源，这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过程，博弈的均衡结果取决于双方采取的策略。必须考虑到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经济人特性，恰当地规定登记条件，并且这些条件一定要有可操作性，同时也不要使他们负担不可预期的责任。商事便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登记管制原则。

一、 我国目前企业登记管制的现状和简要分析
我国对经营者实行登记管制有着几乎和共和国同龄的历史。企业登记制度的建立和坚持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包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有效的、和不容忽视的贡献，这一制度安排的历史合理性是明显的。

但是，随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现存企业登记制度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与我国市场逐步国际化的发展要求、与政府机构职能改革的方向、与公务员自身的利益特点等发生矛盾，在一定的范围还发生尖锐的冲突。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目前的企业登记制度似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1]企业登记制度必须进行改革。

当前企业登记管制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外部环境问题，主要是前置审批[2]因没有有效（法律）约束等原因过多过滥；第二个是登记系统自身的问题，主要是系统元素（从事登记的人员）低能和系统结构（登记机构的设置）错乱；第三个是法律缺陷问题。主要是似乎尚未（或远远不够）以市场经济观念构建企业登记法律体系以及登记条件界定模糊。

第一个问题的存在导致抬高了企业跨入登记门槛的台阶。这个问题社会反映很大，民怨最多，也使许多从事企业登记的同志以此而触犯了刑律。[3]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国家正在积极地进行行政审批改革，《行政许可法》已列入全国人大2002年立法计划，因此这个问题短期内可以得到抑制，长期看也有望依法治理。在当前现实情况下，一个调和的应对措施是“一家受理，转告相关”的并联审批法和一栋楼合署办公法。从全局看，前置审批泛滥对企业登记来说是个严重的、急迫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是企业登记管制的核心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系统内部的问题，归一化调整登记部门、培训企业登记人员，使其专业化、精英化（例如实行注册官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值得指出的是，归一化登记是网上登记和登记自动化的前提和必然要求，也是各国企业登记发展的趋势。此项制度变迁需要我们突破诺斯（Douglass C．North）[4]所说的制度“路径依赖[5]”的束缚，需要改革的决心和打破部门利益的勇气。第二个问题的存在会导致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向负面扩张。

第三个问题涉及我们讨论的核心。概要的说，一个是是否需要和怎样以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指导商事登记立法问题；一个是立法的技术问题。现实是，滞后的登记法律法规遏制了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和适应市场的合理要求，现有登记条件、登记时限时常成为各级政府改革的对象和学术界批评的例子。公开冲破现有法律法规的情况在一些省市已经出现（例如许可公司分期注入注册资金、经营范围采用“否定式”等）。从立法技术上说（实际上，立法技术受多种立法指导思想的影响）由于企业登记法律法规界定模糊，不但使申请者和审查者难以操作，也为腐败者寻租提供了条件。

面对这样的现状，有必要对企业登记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二、 企业登记行为的概念、特征和性质
笔者认为，企业登记法律法规界定模糊首先来源于对企业登记的概念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6]我们认为，企业（更好的提法是“经营者”，为了方便，我们仍使用企业这一习惯提法）登记的概念可以描述为：行政机关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的，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依相对人的申请，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涉及相对人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资格、经营资格等方面的法律事实给予书面确认的行为。[7]

如果认可这个概念的定义，则企业登记行为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特征一，企业登记是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的职能行为，没有法律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为。因而放宽或“附加”登记条件都不是依法行政行为。

特征二，企业登记是由相对人提起，属于被动行使职权的行为，没有相对人的申请，就没有登记行为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涉及企业登记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对需要登记的经营单位采用了列举式，因此，从逻辑上说，并不是一切经营单位都需要去登记。这种情况就为一些经营单位不去做企业登记留下了借口。

特征三，企业登记是羁束行政行为，也就是说，是否给予登记，登记机关无自由裁量权。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必须依法受理并给予登记，反之应当拒绝登记。

特征四，企业登记的内容为法定内容，依据的是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一种能用证据证明的事实。这意味着法律事实不仅是客观事实，而且它还应是能用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法律事实可能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企业登记的“证据”应当是指企业登记所提交的、证明的企业登记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法定文件。至于企业获得的“证据”是否合法，证据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不应在审查范围内。保证证据合法和符合客观事实应明确为是申请人的责任。对此《刑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8]

考察特征三、特征四，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空洞”：即企业登记的“法定条件”与申请人提交的证明“符合法定条件”的文件并不一致，参见下表。

表1 公司登记条件分类表

编号
No.1
No.2
No.3

　　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民事司法制度，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其作用在于能及时化解矛盾、节约司法资源，最大幅度的衡平了双方的利益，也有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与发展，更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稳定。在如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为了尽早摆脱矛盾纠纷的困扰，尽快满足自身利益之需求，在选择处理案件的方式上，更喜欢以和解方式来化解矛盾。然而，有些社会公众对和解制度的应然功能缺乏正确的认识与了解，致使一些案件“和而不解”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为了更进一步认识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与特点，实有必要对民事和解制度，特别是其核心内容——民事和解行为之效力做一次深入的研讨，并通过此文力求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民事和解制度的概述

　　民事和解制度，相对于刑事和解制度而言，它是指民事当事人基于息事、节约成本、及时满足利益需求之目的，在民事活动中就民事权益争议的相关权利与义务在自行协商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从而结束民事权益争端的一种处理纠纷方式的法律制度。民事和解制度内容包括民事和解行为的型态、民事和解协议的缔结及协议效力与履行等内容，而《民事和解协议之效力》是民事和解制度的核心内容；民事和解行为的适用范围极广，既可以适用于诉前，也可以适用于诉中，还可以适用于民事执行程序中，可归纳为三种形式：一是诉前民事侵权和解行为；二是诉内民事侵权和解行为；三是民事诉讼执行和解行为。

　　二、民事和解协议行为之效力探析

　　民事和解协议行为之效力如何是本文研究之重点，它对司法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分为诉前民事侵权和解协议之效力、诉内民事侵权和解协议之效力、执行和解协议之效力。

　　（一）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之效力分析

　　所谓诉前民事侵权和解协议是指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发生争议后，争议双方关于民事赔偿或补偿内容，经过自愿协商一致，于诉前自行订立的和解协议。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的效力定性问题，目前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其界定不明，理论界与实务界又存在争议，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只对《人民调解协议》确认了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未对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的法律地位做出规定。笔者现以民法理论为依据对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做些分析与探讨，并确定其法律地位。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实际是当事人之间反复协商又协商的自由过程，无论协商次数多少、协商内容如何、当事人的“权利”或“义务”的“意思”表示形式，始终都要经过“要约”、“承诺”或“新要约”、“新承诺”二个阶段来实现，如“要约”之意思表示与“承诺”之意思表示经过协商一致后就能形成了“和解合意”，“合意”形成之时，则是当事人的“权利”或“义务”被确定、变更或终止之日，诉前的《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表现形式，实际是民事契约的缔结过程与结果，而民事契约行为又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契约”的订立既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又符合合同订立所具备的要件，综上，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应具有民事合同之性质，其效力的判断应以《合同法》的效力规则来审查判断。

　　（二）诉内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之效力分析

　　所谓诉内民事侵权和解协议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在案件受理后至案件宣判前就侵权赔偿内容或其它债权债务内容自行协商达成的和解协议，又称为《诉讼和解协议》，由于诉讼和解行为是一种民事诉讼行为，而不是单纯的民事法律行为，诉讼和解协议其实是一种程序性协议，不具有可诉性，更不是民法所述的“民事契约”关系，因此，《诉讼和解协议》不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其效力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依照诚实信用原则，还是要倡导当事人自觉遵守或履行诉讼和解协议，《诉讼和解协议》的生效实际是以履行完毕为生效条件，履行完毕后，一般不允许当事人反悔，但只要一方未履行或履行不当时，《和解协议》视为撤销或失效，人民法院不能据以《诉讼和解协议》作为裁判依据而进行裁判。现行法律虽未对《诉讼和解协议》的效力赋予约束力和强制力，但可以借助外部的法律手段，使之具有法律强制力，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并制作调解书，由此说明，《诉讼和解协议》的效力在一定条件下可转换为裁判效力，使之具有执行力。

　　（三）《民事执行和解协议》之效力分析

　　所谓民事执行和解协议是指民事执行程序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协商一致达成的对原生效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作出变更或终止的和解协议。由于执行程序纳入了《民事诉讼法》调整范围内，因此，执行和解实际上也是一种民事诉讼行为，《执行和解协议》也是一种程序性协议，同样不具有可诉性，更不是民事契约关系，不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关于《执行和解协议》之效力问题，目前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履行不当时，对方仍可凭生效文书恢复申请执行；第二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协议》一旦被法院裁定确认后，法院应裁定对原生效文书予以终结执行，另对《执行和解协议》裁定其具有执行力；第三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合意，具有民事契约性质，一方不履行协议的，另一方应以《执行和解协议》为债权凭证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我国《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文书的执行。从该法条内容来看，立法机关并未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按传统的法学理论观点，公权力通常应大于私权力，执行和解是当事人的私权自治的外部表现形式，是基于私权力的处分而产生，生效裁判文书所赋予的强制执行力是基于国家的公权力决定而产生的，如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就等于私权力处分效力已消灭或终止了公权力的决定效力，显然有悖于法理，执行和解机制设置之目的，只暂时对执行机构产生拘束力，并暂时停止执行程序之进行，以示对私权处分的尊重与维护，并不意味着《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与裁判文书具有同等的执行力。

　　（作者单位：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