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52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加强和规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与运行管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特制定《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4月10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



二○○七年三月五日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加强和规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与运行管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根据《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中心”）的申报、审核、评价等管理行为。
本办法所称工程中心，是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大战略需求，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业核心竞争能力和发展后劲为目标，组织具有较强研究开发和综合实力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建设的研究开发实体。工程中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条 工程中心的宗旨是以国家和行业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建立工程化研究、验证的设施和有利于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机制，培育、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搭建产业与科研之间的“桥梁”，研究开发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
第四条 工程中心的主要任务：
（一）根据国家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研究开发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急需的关键共性技术；
（二）以市场为导向，把握技术发展趋势，开展具有重要市场价值的重大科技成果的工程化和系统集成；
（三）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技术转移和扩散，持续不断地为规模化生产提供成熟的先进技术、工艺及其技术产品和装备；
（四）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五）提供工程技术验证和咨询服务；
（六）为行业培养工程技术研究与管理的高层次人才。
第五条　　工程中心的责任与义务：
（一）根据国家和行业发展需要，以及相关批复文件的要求，实现设定的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目标；
（二）主动组织、参与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并为行业提供技术开发及成果工程化的试验、验证环境；
（三）承担国家和行业下达的科研开发及工程化研究任务，并依据合同按时完成任务；
（四）将承担国家和行业任务所形成的技术成果通过市场机制向行业转移和扩散，起到科研与产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第二章　申报与审核



第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制定并发布工程中心有关政策文件，指导、组织工程中心的审核、评估等工作。
第七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部门，计划单列中央企业（集团）（以下简称“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或所属单位工程中心的申报和管理，督促、协调工程中心的建设和运行。
第八条 根据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等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适时发布工程中心建设领域指南，明确工程中心建设重点方向和申报时限要求等事项。
第九条　　拟申请工程中心的单位（以下简称“申报单位”）须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文件的要求，结合自身的优势和具体情况，提出工程中心申请报告（编制提纲见附件一），报相应主管部门审查。
第十条　　申报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工程中心建设领域及相关要求；
（二）具有一批有待工程化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良好市场前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研究开发和技术集成能力及相应的人才队伍；
（三）具有以市场为导向，将重大科技成果向规模生产转化的工程化研究验证环境和能力；
（四）具有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技术转移和扩散，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形成良性循环的自我发展能力；
（五）具有对科技成果产业化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的能力，条件允许的还应具有工程设计、评估及建设的咨询与服务能力；
（六）原则上采用公司法人形式，确有必要，也可探索其他有效的组织形式；
（七）工程中心董事会（理事会）应包含两名独立董事（理事），独立董事（理事）由相关主管部门选派，一般应由熟悉工程中心所在行业情况的高级技术或管理专家出任；
（八）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知识产权管理等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　　国家鼓励由相关领域的优势科研单位、高校、企业、社会投资机构联合申请建设工程中心。鼓励跨地区、跨行业的建设形式，促进区域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鼓励引进海外一流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第十二条　　主管部门应认真审查本部门（地区）所属单位提出的申请，将符合条件的工程中心申请报告（一式四份）及相关申报文件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第十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受理主管部门提出的申报文件后，组织专家根据本办法第十条对工程中心申请报告进行评审。评审重点包括工程中心建设的意义与必要性、申报单位的条件、发展目标等。评审过程中，可要求申报单位就有关问题进行说明。
第十四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必要时可征求相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对工程中心申请报告进行初核，经综合研究后择优批准。
第十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在工程中心建设领域指南规定的申报截止日期后90个工作日内完成工程中心申请报告的初核工作。专家评审和征求有关部门、地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此期限内。
第十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申请报告后，工程中心进入预备期，可暂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筹）”的名义开展工作，实施工程中心申请报告中确定的各项任务。
第十七条 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相应管理制度，加强对工程中心预备期相关工作的监督管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稽察、检查和审计等工作。
第十八条 工程中心的预备期一般不超过三年。达到预先设定的预备期发展目标后，申报单位应编制总结报告（编制提纲见附件二），经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由主管部门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正式核定申请。
第十九条　　对逾期不能达到预定目标的工程中心，主管部门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报告，说明原因、拟采取的措施和计划完成日期。
第二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海关、税务等部门对主管部门报来的总结报告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正式核定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并授牌。
第二十一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工程中心享受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的有关优惠政策。




第三章　　评价


第二十二条　　工程中心实行优胜劣汰、动态调整的运行评价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每两年对通过正式核定的工程中心进行一次评价。
第二十三条 评价程序：
（一）数据采集。工程中心应于评价当年4月15日前将评价材料报主管部门。评价材料包括：工程中心年度工作报告（编制提纲见附件三）、工程中心数据填报表（附件四）及其相关附件和证明材料。
（二）数据初审。主管部门对工程中心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于当年5月20日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三）数据核查与分析。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相关中介评估机构对工程中心上报的材料及相关情况进行核查，按照工程中心评价指标（附件五）的规定进行计算、分析，得出评价结果，形成评价报告。
（四）国家发展改革委对评价结果和评价报告进行审核。
第二十四条 工程中心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
（一）评价得分85分及以上为优秀。
（二）评价得分75分（含75分）至85分之间为良好。
（三）评价得分60分（含60分）至75分之间为合格。
（四）有以下情况之一的评价为不合格：
1、评价得分低于60分；
2、连续两次评价得分65分至60分（含60分）之间；
3、无不可抗拒因素，逾期一个月不上报评价材料；
4、上报材料内容和数据严重虚假；
5、有偷税、骗取出口退税及其它重大违规、违法行为。
第二十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评价结果予以公布，并将其作为工程中心管理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六条 工程中心要定期填报免税进口科技用品统计表（附件六），于每年3月1日前报送省级财政部门，由各省级财政部门汇总后报财政部。




第四章 资金补助



第二十七条　 进入预备期的工程中心，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批复文件，提出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申请国家资金补助。
对于已通过正式核定三年以上，且评价结果为优秀或良好的工程中心，围绕新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为提高持续创新能力，也可提出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申请国家资金补助。
第二十八条　　申请国家资金补助的工程中心，须委托具有甲级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或相当资质的工程设计机构）编制工程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编制提纲见附件七），报送相应主管部门。
第二十九条　　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将工程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资金申请报告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有关评估咨询机构对项目资金申请报告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必要时，可征求有关部门或地方的意见，根据国家财政资金情况、综合平衡后，批复项目资金申请报告。
第三十条　　工程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的具体申报、审批程序及项目管理，按《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执行。对于中央预算内资金采取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的工程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五章　　变更与处罚


第三十一条　　工程中心应严格执行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申请报告。如出现以下两种情况需要调整的，应及时报告：（一）对于不影响实现工程中心功能和任务的调整，由主管部门负责审核，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二）对于发生重大变化，影响实现工程中心功能和任务的调整，由主管部门提出调整建议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
第三十二条　　对于无法完成预备期发展目标的工程中心，主管部门要及时找出原因、明确相关责任，提出处理建议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通报批评、追回国家投资上缴国库、撤销工程中心（筹）称号等处理。对情节恶劣或后果严重的，依法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第三十三条　　对于评价得分65分至60（含60分）分之间的工程中心，国家发展改革委给予警告，并由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整改。对于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工程中心，国家发展改革委撤销其工程中心称号。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工程中心命名统一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英文名称为：“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
第三十五条　　各主管部门可参照本办法制定省（部门）级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7年4月10日起施行。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试行）》（计科技[1992]2239号）和《国家计委关于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指导性意见》（计办高技[2002]767号）同时废止。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附件：一、工程中心申请报告编制提纲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07ling/W020070309635013233674.doc
二、工程中心预备期总结报告编制提纲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07ling/W020070309635013445692.doc
三、工程中心年度工作报告编制提纲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07ling/W020070309635013567010.doc
四、工程中心数据填报表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07ling/W020070309640371756046.doc
五、工程中心评价指标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07ling/W020070309635013815569.doc
六、免税进口科技用品统计表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07ling/W020070309635013920393.doc
七、工程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编制提纲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07ling/W020070309635014043462.doc

论供精人工授精子女的知父权
——以家庭为伦理实体的视角

内容摘要：AID子女的知父权是由AID技术引起的新型法律问题。为解决该权利与AID父亲隐私权间的冲突，本文借用了伦理学的方法，以家庭为伦理实体进行考察，并得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修复异化的伦理关系，或者求助于更一般的伦理标准。

　　关键词：AID　 知父权 家庭 伦理实体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曾困扰我们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但同时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例如人工授精技术，它一方面为众多不孕家庭带来了福音，另一方面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法律甚或伦理问题。医学上将人工授精技术分为两种：夫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简称AIH）和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简称AID）。夫精授精使用的是丈夫的精子，AIH出生的子女与父母均有血缘关系，基本不会导致伦理问题或法律纠纷。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后者，即供精人工授精（AID）。AID则是使用丈夫以外的男性的精子使女性怀孕，妻子所怀的实际上是别人的孩子。这种生育方式使以血缘为基础和纽带的传统家庭关系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切断了婚姻与生儿育女的纽带。　而AID把人性与生物性分开，更破坏了婚姻在心理、生物上的统一性， 极易引起各种伦理和法律问题。单就法律而言，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即：AID子女是否有获知自己血缘父亲的权利（即知父权），包括其知父后是否有在任何一方难以维持生计时从血缘亲属处获得抚养的权利或扶养自己血缘亲属的义务等。鉴于各部门法对此讨论详细，本文将主要从伦理的角度，即以家庭为伦理实体的视角来分析该问题。

　　一、AID子女的知父权与血缘父亲的隐私权

　　AID子女的知父权在法律上属于知情权的范畴，而与所有知情权——隐私权的矛盾一样，知父权与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天然便存在紧张关系。隐私权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专属于个人的权利，它所代表的是个人（如AID父亲）的利益，是用来抵抗外界知悉的一种对世权、绝对权。而知情（父）权不仅体现出个人的生存利益，也体现出了公共利益，其所包括的利益已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的。 AID子女一旦获知自己并非养父亲生，必然会产生追问血缘父亲的欲望。对此，有些学者认为人类有权知道他们的生物学出生，不告知孩子的出生侵犯了孩子的自主权 。而此时则可能存在两个阻碍：一是抚养他的家庭是否愿意让他获知血缘父亲的情况，二是AID父亲自己是否愿意被他人获知。若答案为否，则两种权利的冲突就必须借助公共权力进行干预。在已有的立法例中，有些国家已经制定了法令或政策使孩子能获得信息。如瑞士的宪法规定孩子有权知道生物学身世，包括捐赠者的身份；奥地利、荷兰、瑞典等国家规定孩子应该可以获得有关身份的信息；新西兰、澳大利亚正在考虑类似的法律。 英国也通过了一条没有公开的类似生育立法，规定凡精子捐赠者的孩子在18岁后有权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 这样的立法考量中公共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告知在利于保护AID子女权利之外，有助于预见潜在的健康问题。因为除了可以得知自己的基因病史，告知孩子他们的遗传学身世还能保护他们避免无意中与自己的血缘近亲属结婚。但对于AID父亲来说，其在捐赠精子时可能根本无意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也可能没有承认该AID子女为自己子女的意愿。一旦AID子女的知父权得到确认，不仅是对其血缘父亲人身权利、合同自由（捐赠协议可能附带保密条款）的干涉，甚至可能影响其家庭关系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若采取限制一方的立法进路，二者难以通过利益衡量等传统法律方法同时得到保护。

　　二、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及其异化

　　传统的法学方法难以在根本上调和知父权与隐私权的对立，故笔者转向伦理学方法，并且在此问题中不可避免地将目光投向“家庭”这个特殊组织。在社会伦理道德生活中，家庭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一个特殊领域，有着自己特殊的内容和形式，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价值。在确认AID子女权利的场合，家庭更是一个不可能绕过的至关重要因素。

　　关于家庭，首先可以也是必须进行的学术确认是：它是一个自然的伦理实体，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 黑格尔也是将家庭与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两种最基本的形态看待的。这一结论的学术根据之一就是他在该书对伦理实体作出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分之前的话：“伦理性的实体包含着同自己概念合一的自为地存在的自我意识，它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 既然伦理实体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则据此反推，家庭与民族就应当是两种最基本的伦理实体。

　　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本身并不具有先验的和绝对的伦理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它不是绝对的因而具有异化之可能。在此笔者粗略将此异化分成两类：一种是家庭伦理实体相对于自身的异化，另一种是家庭伦理实体相对于其他实体的异化。

　　（一）家庭相对于自身的异化

　　最初的家庭都是以血缘联系在一起的。血缘家庭作为一种最基础最普遍的社会关系，不仅曾经是人类伦理道德产生的基石，并在往后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充当着最光荣的伦理实体。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伦理实体”作为客观伦理实体是关系体系。客观伦理作为实在，是以一定社会共同体为内容、并以一定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精神关系。 传统的家庭伦理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血缘性，个体在家庭中表现为不同的角色，被赋予不同的道德期望、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血缘性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中最真实无遮、最为紧密的关系，决定了家庭伦理在社会伦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与家庭的血缘性相对的是，家庭同时具有“社会性”。家庭对于其成员而言即是一个小型的“熟人社会”，其价值合理性不仅取决于遗传血缘，也取决于家庭成员间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与情感依赖，而这种主观联系最终以亲情的方式表现出来。AID子女的尴尬即存在于家庭作为实体其二重性的分离中：在生物性上，他更接近于其血缘父亲家庭关系的一员，但在社会性上，却与其“养父母”家庭更为接近，以至于传统上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不愿认同他。

　　笔者以为这种情况便可以理解为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其自身的异化。黑格尔在对“实体性伦理”作补充解释时曾指出:“整个伦理既有客观环节，又有主观环节，但是两者都只是伦理的形式。这里，善就是实体，就是说在客观的东西中充满着主观性。”　质言之，一个完美的伦理实体本质上是由主客观两面的有机结合构成的。对于AID子女而言，家庭伦理实体的主观方面，即由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情感认知与交流，在事实上与其客观方面，即共同的血缘关系相分离。这造成了在以AID子女为个体进行研究时，传统家庭伦理实体自身的异化。

　　（二）家庭相对于其他伦理实体的异化

　　黑格尔对实体还有两个明显的内在规定:“实体”一方面具有普遍性、统一性之品性，另一方面又要成为具体的存在，而在其特殊性、个别性存在中又包含了普遍性本身。 这既是说，不同的伦理实体之间虽然在终极意义上具有共性，但毕竟存在个性上的差异，并可能因此发生冲突。近代史上中国传统家庭实体与商业经济实体的冲突即是最好的例证。在AID问题上，二者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市民社会与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对于该问题的道德要求不同。在家庭而言，AID父亲为了维持现有家庭的稳定关系，不承认AID子女或隐瞒该事实都可能具有家庭道德上的正确性；而在社会来说，不确定的基因关系可能导致近亲结合，一则增加遗传病发生几率，二则对现有的社会伦理秩序造成冲击，因而不承认或隐瞒AID子女之事实可能会产生社会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家庭与更高级的伦理实体之间可能产生矛盾和对立，并因在该矛盾上固守自己的实体个别性而走向不合理性与不道德。这种不同实体间对于共同成员伦理规范要求的差异即可看视为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相对于其他伦理实体的异化。

　　三、以家庭伦理实体为视角的分析

　　如前所言，传统家庭伦理实体在AID子女的问题上因其主观客观方面的分离而异化为不道德的个体，并因其个性可能与上位伦理实体间发生冲突。那么，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方式应在于，其一，使异化的传统家庭伦理实体复归主客观统一的完美状态；其二，寻找不同伦理实体间的共性以达成伦理实体间的统一。

　　对于第一种情形，笔者以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AID子女与其血缘家庭的“社会性”亲密程度上。我们已经知道，情感与家庭共同生活关系上的疏远是造成AID子女与其血缘家庭隔阂的原因。质言之，其知父权能否实现应视其是否与该家庭存在现实或将来可能的亲密接触，即缺失的“社会性”家庭关系要件是否可能得到修复，该AID子女是否会成为其父家庭实体中的一员。对于具体操作而言，则应视其是否可能与血缘亲属发生婚姻关系或收养关系等亲属法上法律关系。若回答为肯定，则该AID子女有通过相关法律行为，如收养或结婚等修复其所缺失的与血缘家庭的“社会性”要件之可能。无论此种亲属关系的修复是否为现有法律或道德所认同（血缘亲属间的婚姻明显不符相关婚姻法律，而收养则与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无涉），均应通过确认AID子女的知父权而明确该血缘关系。如此一方面可以避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婚恋关系出现，降低遗传疾病风险，另一方面，尤其是对于在未违背现行法律、伦理判断下的亲属关系之修复，例如AID父亲收养AID子女，或AID子女的“养母”与“生父”结婚等，确认AID子女的知父权不仅无损于现存伦理关系，并且有助于促进再造家庭的情感和谐。在此类情况下，保障AID子女的知父权能够补全异化的家庭伦理关系，使“家庭”复归完美的伦理实体。若情况相反，即在该AID子女不存在与其血缘家庭发生亲属法律关系之可能的情形下，则应保障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该AID子女并非该伦理实体之成员或个体，在不与该家庭伦理实体发生关系的前提下，并不会对该实体造成影响。若贸然确认其知父权则反而可能给原本完备的家庭伦理实体带来异化之风险。

　　值得特别明确的是，由于上述情形的成就与否当然不可能由当事人自己判断，因此基因（或精子库）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起追踪基因（精子）去向的职责，并肩负起依据现实情况判断是否将基因信息通知给AID子女或其血缘亲属的义务。质言之，AID子女的知父权或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成就与否完全是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裁量的。由于“社会性”家庭关系修复的几率较低，这种裁量应当以隐私权的保护为一般，以知父权的确认为例外。这其中又将涉及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与成本计算，本文于此不再讨论。

　　对于第二种情形，核心问题则在于统合不同伦理实体间的差异而求诸于一般与共性。AID子女及其血缘父亲因与不同的伦理实体发生关系而可能在相对于不同实体时具有不同身份，受不同的伦理道德约束，而不同实体在AID知父权的问题上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对二者的统合又存在两种可能的方法：一是以上位实体的规范为准，即以社会伦理秩序作为最终标准。这样AID子女的知父权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但由于采取了贬抑其一的做法，很有可能严重影响甚至破坏AID父亲的家庭关系，对家庭产生的冲击非常猛烈；第二种方法则是寻求冲突实体的共同上位实体，并依据该上位实体的伦理规范进行评价，亦即寻求更为一般的伦理要求。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要求即“善”，或者“爱”，是无关社群而由整个人类类群所共有之道德规范。事实上无论中西方道德哲学和伦理精神都以“爱”或“爱人”为逻辑起点，即“我非我，而是我与他人统一体中的我”。这一点是由“类”所共有的。表现在AID关系中，即要求两代人基于“爱人”的互相尊重。这要求无论AID父或子均需在主观上亲爱对方，即使不出于天伦，也应恪守人伦之基本的尊重；在客观行为上，则要求AID子女在行使其知父权时，要慎重考虑对父亲现有家庭的影响，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避免对其家庭造成破坏；AID父亲在行使隐私权时不能对AID子女采取完全不管不顾的态度，而应尽可能避免因此对子女造成的客观上的负面影响，如在其遗传病难以诊治时向医疗机构提供必要的遗传信息等。由此出发，即使二种权利得不到法律上的完全实现，在事实上却可能更有利于二者的和睦及社会关系的稳定。

　　四、结语

　　AID子女的知父权问题是一个由科技发展带来的全新法律、社会问题。众所周知，当社会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时，既有的伦理秩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就应当为新的伦理秩序所代替。在这种新旧伦理关系的更替过程中，不仅充满了斗争，也会伴随着某种暂时的秩序紊乱。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体现于社会关系上的紊乱，往往被视作单纯的社会问题经由法律进行调整与规制，却忽视了其背后的伦理因素及原因。因此，在解决此类问题时除了考虑法律方法之外，我们有时也需要借助伦理学的方法，并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本文，对于AID子女知父权的确认与保障而言，借助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的考量有利于平衡各方面因素，大约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思路与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96

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商务印书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