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

孙继国


内容提要：罪犯劳动改造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物。“罪犯劳动改造”的内涵是对象、手段与目的在要素的有机结合，表明对什么人，要干什么，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所谓劳动改造，是指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有计划地依法强制组织和指导和有劳动能力的服刑罪犯从事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从这个内涵中可以看出，我国监狱的罪犯劳动活动的基本宗旨主要在于改造罪犯的思想，改善和提高其智力、技能与身体素质，以使其保护之所以从罪犯劳动改造这个概念入手，是因为这样谈罪犯的法律保护更有其学理上的依据。我国目前罪犯劳动改造法律保护与国际上相比已相对落后，也滞后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也还很不具体、明确、完善，在有些理论方面也不适应当代的刑罚执行理念，在某些罪犯劳动保护的措施还无法可依，所以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法律保护的研究意义深远而重大。建立、健全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行政保护、司法保护是我国刑罚执行的当务之急。
　
　　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如何在具体司法实践活动中切实完善、落实、维护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目前我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出现的种种问题，建立健全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法制领域的一项重大内容。


一、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意义

（一）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必要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它不是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专政”而言主要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大地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运动，斗争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当时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政权的卫道士的旧监狱自然也在打倒之列，但是旧的监狱打倒后，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如何处理社会犯罪呢？马克思在创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学说的同时也给了我们答案：用劳动去影响人、感化人、造就人的功能，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罪犯劳动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日益发展。1954年9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首次用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为了惩罚一切反革命和刑事犯”，“必须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发的《劳动改造管教队工作细则》（试行）又进一步规定：“为了正确执行党和国家劳动改造罪犯的政策”，必须贯彻执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1994年12月《监狱法》的颁布实施等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说明我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活动已经从政策形态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的法律规范，这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内在要求。

（二）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宪法的具体操作实践。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凡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罪犯是触犯了国家刑律而剥夺自由的人，但他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劳动同样也是他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他的“劳动”有了“改造”的含义，但同样，劳动的法律保护对被剥夺自由的罪犯也应一视同仁。虽然罪犯是限制了人身自由的公民，但也应该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在劳动保护、劳动对象（对生命有危害）、劳动环境（影响生命健康）、劳动保护措施、劳动时间、技能培训、劳动报酬、劳动保险等都应与普通公民享有同样的劳动法律保护。这里声明一点：虽然罪犯也是公民，但毕竟是犯了罪的公民，他们被限制自由，在规定场所里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可能与普通公民有差别，没有自由的选择空间，但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不应对其生命和健康造成危害，这也是《宪法》对公民的最基本保障和实践操作的具体体现。

（三）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进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近年来，随着人权保障的逐步确立，刑事司法领域也越来越强调对罪犯的人权保障，这无疑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但是国际上一些人权组织和一些反华势力，经常针对我国的人权问题提出“人权提案”，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续多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针对中国提出“人权提案”，遭到我国及其它国家的一致反对，每每以失败告终。而监狱的人权问题成为国外人权组织的关注的重点，我们应该从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对于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特别是通过人权问题为借口来干预我国内政问题的企图，我们应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对内检视我们的人权保障问题，特别是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问题，把压力变动力，正确处理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与罪犯劳动改造法律保护的关系，从而也更为有力地反击反华势力的人权攻击，满足国际上人权斗争的需要。

（四）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现代监狱刑罚执行理念的要求。笔者认为谈论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监狱法》规定监狱的宗旨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这之中“改造”的含义无容置疑，就是转变罪犯的犯罪思想，让其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那么“惩罚”的含义呢？过去，人们一直把“劳动”当作一种惩罚手段，因为罪犯的“劳动”的前面加了“强制”两个字。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而认为“惩罚”的最大含义也是唯一含义。应该是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这也现代监狱刑罚执行的中心理念。我国《宪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罪犯作为被剥夺自由的公民，劳动依然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他们的劳动多了一层改造的功能。所以说罪犯的劳动改造也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劳动本身就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所以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现代刑罚执行理念的必然要求。

（五）作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有利于监狱的稳定，促进罪犯顺利改造。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提供劳动法律保护，是我国监狱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做好罪犯劳动的法律保护，对促进罪犯的思想改造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是可以使罪犯体会到在劳动中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有法律保障的，从而消除罪犯对劳动的恐惧心理和抵触情绪，积极投入改造；二是使监狱在选择劳动对象时，就可以从保障罪犯的法定的权利的角度去考虑，从而减少狱内罪犯的反改造情绪，促进监狱秩序的稳定。总之，做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可以为罪犯创造一个良好的改造环境，增强劳动的改造功能，以达到教育人、改造人的目的。反之，如果忽视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罪犯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而不给予应有的法律保护，必然引起罪犯思想混乱，使劳动改造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从而严重影响监管改造秩序。

（六）做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工作是正确执行《刑法》、《监狱法》等具体法律工作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预防和减少犯罪（包括狱内重新犯罪），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我国监狱执法是严格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和《刑法》、《监狱法》的具体规定去为罪犯的劳动改造提供法律保护的。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以及现代新的刑罚执理念日趋完善，《刑法》和《监狱法》在对罪犯提供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已经相对滞后，不尽完善，但是作为我国目前刑罚执行的最直接依据依然是《刑法》和《监狱法》，但做好罪犯劳动法律保护是正确执行《刑法》和《监狱法》的一部分，也是我们预防和减少犯罪，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的有力措施。


二、我国监狱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改造究竟是一种改造手段还是一种惩罚手段，《监狱法》未明确定论。《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而〈监狱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改造与惩罚相结合，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监狱法〉第四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监狱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以上监狱所有有关“罪犯劳动”都没有明确体现出〈宪法〉的含义，那就是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罪犯是被剥夺自由的特殊公民），把劳动仅仅异化成了一种改造手段是不全面的。其中〈监狱法〉第六十九条“必须”二字又带有“强制”的含义，既然是“强制”劳动，那么劳动也就带有惩罚的含义。笔者认为，这是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缺陷，应该让〈监狱法和宪法保持法律上的一致性：在〈监狱法中明确规定，劳动既是罪犯的权利也是罪犯的义务。

（二）罪犯劳动改造对象、劳动改造条件、劳动安全没有真正纳入监狱法的法律保护。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中有很大部分监狱都建在老、边、穷地带，罪犯从事的劳动对象多是高瓦斯、高粉尘、高风险等工种，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在防粉尘、有害气体，防噪音、强光，防暑降温、防冻等方面，达到作业条件要求的较少，作业环境的通风、照明、清洁卫生，个人防护用品的供应，职业病的预防等等，都还不很完善，罪犯身份健康和生命安全就不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障。劳动是罪犯的义务，由于特殊的原因、环境，罪犯对劳动对象选择面小或没有选择性，虽然各个监狱有各自的具体情况，但是笔者认为〈监狱法〉应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对象、劳动改造条件、劳动安全等做出明文而详细的规定：高风险行业的劳动应征求罪犯的意愿，劳动改造条件差，劳动保障不力的劳动对象应禁止使用罪犯作业，让个别监狱“望法止步”，以充分体现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

（三）罪犯的劳动改造时间、劳动改造报酬没有得到法律保护。〈监狱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生产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这个规定有以下几个不尽完善的地方，使罪犯在劳动改造时间上没有得到较切实的保护：1、劳动部1995年3月5日颁发的〈国务院关于职工的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职工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而在具体操作中不少监狱组织罪犯劳动都是每周六个劳动日，四十八个劳动时；2、规定在季节性等特殊情况下，可调整劳动时间，但没有考虑给予罪犯补偿或补休问题；3、〈监狱法〉本来就是调整罪犯改造关系的一部专门法律峄罪犯的劳动时间就应该明确规定，一日劳动多少时，一周劳动多少日，根本不必参照其它法律法规，以免发生抵触又无法自圆其说。参照的结果等于没参照，使得罪犯的劳动时间没有法律保护。〈监狱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这是我国法律第一次对罪犯的劳动报酬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罪犯劳动价值的肯定和承认，也有利于培养罪犯自食其力的能力，有利于减轻罪犯家属的经济负担。但〈监狱法〉只提出这笼统“劳动报酬”的概念，而没有具体的操作标准，加之很多监狱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使得罪犯劳动报酬有法可依，无法可“取”。虽然有部分效益好的监狱也在以奖金的形式给罪犯一定数额的劳动报酬，但也仅仅是一种行政激励措施，象征性而已，罪犯的劳动报酬实际也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

（四）罪犯的劳动技术学习及再就业培训缺乏法律保障。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目的是矫正其恶习，将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而事实上呢？由于监狱的特殊原因、具体情况，罪犯的劳动改造对象、范围具有不可选择性，高风险、高强度或者多为劳动密集型。罪犯基本上不可能存在劳动技术的学习和培训。例如某监狱几十年的主体产业是罪犯从事井下采煤（属高险、高强度、高粉尘、高瓦斯），大部分罪犯为了记功减刑，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直到刑满，罪犯基本上没有时间学习其它劳动技术及再就业培训，学习到的也只不过只最原始的、最粗放的采煤技术；比如某监狱罪犯从事加工人造宝石工种，每个熟练罪犯一天可加工150-200颗，每颗单价为0.07元，每天收入为10.5元-14元不等,一个罪犯创造的毛利也就250元左右,还不计生产成本。试想一个罪犯几年、十几年有的甚至几十年都只学习一种加工人工宝石技术，他刑满后又怎能在社会上自食其力呢？所以对罪犯的培训，特别是劳动技术学习及培训提供法律上保护，使其在监狱内学习劳动技术、劳动技能、出狱前的再就业培训，对其回归社会后自食其力，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罪犯的工伤死亡等鉴定程序、赔偿程序，补偿等没有完全得到法律的保护。罪犯作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公民，他们的很多权利虽然没被剥夺，但至少不能像正常公民那样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这自然而然的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笔者根据从事十几年监狱工作中了解到，监狱在处理罪犯工伤死亡鉴定程序、赔偿程序及补偿没有较好保证罪犯或者罪犯家属的权利。监狱对罪犯的工伤鉴定没有按照正常的劳动者鉴定程序，都是监狱的职能部门一手操办（职能部门为监狱的安全科和监狱医院）；对罪犯的死亡鉴定还存在很多漏洞，缺乏透明度，罪犯死亡通常都是监狱和检察院等国家部门机关处理完后，作出鉴定才通知罪犯亲属，这并不是说监狱同检察院对罪犯死亡鉴定不公正、不客观，但是至少只给了罪犯亲属一种无可奈何的鉴定。同时对罪犯工伤死亡的补偿标准与社会同等情况相差甚远。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对罪犯的工伤死亡鉴定的程序、赔偿程序、补偿标准，使之更有利于保护罪犯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对罪犯工伤死亡的标准应与普通公民一样，因为罪犯的服刑是被限制自由为代价，而不是以肢体的不完整，甚至是生命为代价。

（六）罪犯劳动改造的劳动保险的法律保护也不尽完善。劳动保险，也称社会职工保险，是指劳动者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及发生其它生活困难时，从国家、社会或者有关部门获得物质帮助的制度。〈监狱法第七十条规定：“罪犯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从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罪犯劳动保险同社会企业职工的劳动保险在范围、内容上完全一致的，即只有“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事实发生时，才有罪犯劳动保险的问题，它不象职工保险范围、内容那样广泛；第二，这种“伤”、“残”、“死亡”只能在劳动过程中意外发生的。那么具体来说，罪犯在什么情况下致伤、致列或者死亡的，才能享受这一死亡劳动保险待遇？〈监狱法没有明确详尽的规定；另一方面，在目前某些监狱依然让罪犯从事一些高风险行业，但是对罪犯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没有具体的保险措施和制度，罪犯一旦受伤致残，甚至死亡，监狱在对其医疗治疗以及罪犯亲属补偿等方面没有给罪犯确定的保险。加之很多监狱没有这笔专项预算，即使有也是比较少的，在司法实践中，对罪犯的劳动保险没有具体的法律操作依据，保护罪犯劳动改造保险的法律也不尽完善。


三、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

　　罪犯劳动改造的保护应该纳入公民的劳动保护，〈宪法规定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同样劳动也是罪犯的权利和义务，罪犯在劳动的性质上应该同公民一致，所以说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迫切且至关重要。目前作为调整罪犯劳动改造法律关系的主要法律是〈监狱法，而〈监狱法在立法对罪犯的劳动保护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1、立法规格不高，〈监狱法不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这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中造成无论是执法者还是非执法者，对〈监狱法的法律威严尊重不够，自然存在懈怠执法，对〈监狱法提高立法规格，是保障罪犯劳动改造的切实之需；2、罪犯的劳动改造的劳动保护法律规定不全面、很笼统，参照其它法律、法规的规定太多，〈监狱法没有自己的明确规定；3、罪犯的工伤死亡鉴定程序应专门立法列入罪犯的劳动改造的劳动保护，这在〈监狱法中也是一片空白；4、〈监狱法应从立法上重新界定罪犯劳动的含义，罪犯劳动是罪犯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惩罚，即使是强制性劳动，也不应影响罪犯劳动含义的内涵，而只是一种行政措施。以上都是〈监狱法等在调整罪犯劳动改造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上急需解决的空白和具体问题，以便切实保障罪犯的劳动保护的合法权益。


四、罪犯劳动改造的行政保护

　　目前，作为调整我国劳动改造关系的两大主要法律：即〈刑法和〈监狱法。虽然〈刑法和监狱法对罪犯劳动改造的劳动法律关系有一些规定，但是在有些方面还不是很准确、具体和全面。而〈刑法和监狱法的立法规格都有比较高（刑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监狱法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随着社会的经济、文明的日益发展和进步，〈刑法和监狱法在调整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关系明显不力，不能适应当前国际形势和现代刑罚执行理念的需要，而两大法律又不可能朝令夕改，所以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关系急需调整时就需要应用行政手段来调整，以达到对罪犯劳动改造的劳动保护；另一方面有些罪犯劳动改造关系中的劳动保护和具体细节方面又只能通过规格较低的行政法律、法规来调整，所以罪犯劳动改造的行政保护至关重要。


折扣问题探析
罗华伦
引言
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使我国大多数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经营者之间在市场上展开的竞争也日渐激烈。经营者之间的市场竞争，实质上就是一种比较有利的价格、质量、数量和其他交易条件，争夺市场相对人（特别是消费者）交易机会的过程。在这些竞争因素中，价格竞争历来是市场竞争的“主战场”，因此价格历来是经营者开展竞争的主要手段。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向市场相对人提供折扣，便成了经营者备加青睐的竞争策略和竞争手段。价格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了“折扣竞争”。由于折扣行为不仅涉及到有关经营者的竞争自由权及其行使，而且关系到市场相对人特别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及其保护，更会影响到自由和正当的竞争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因此，作为市场管理法的竞争法应当对折扣行为作出规范，以便对我国的经济市场能够有序地进行市场交易活动。
一、折扣
折扣又称打折，价格折扣、让利、减价、退让和让利销售、优惠销售。还有的把它叫作大拍卖、“大出血”。 折扣的概念在不同的语景下有不同的含义，在德国，折扣也被称为“价格减让”，并有专门规定折扣行为的法律——《关于价格减让的法律》。
德国《折扣法》规定的“折扣”是一种价格减让，为折扣行为设定了一定的限制。 概括地说，合法的折扣行为必须是：经营者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的预告或给予折扣，且这种折扣行为适用于日常生活所需商品或服务，经营者将日常生活所需商品或服务零售于最终消费者 。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经营者给对方折扣，必须如实入账。接受折扣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账。国家工商总局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中涉及折扣问题时，则明确规定，折扣“即商品购销中的让利，是指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以明示并如实入账的方式给与对方的价格优惠”。目前，该定义基本已经得到学界和实践界的广泛认同。上述关于折扣的概念，包括这样几层含义：
1、折扣是一种价格优惠
折扣是在经营者既定价格的基础上，针对购买者而为的一种价格让利，即经营者以低于现有价格一定幅度的一个减让后的价格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具体的减让方式既可以是支付价款时按一定比例即时予以扣除，也可以是买方在支付全额价款后卖方再按一定的折扣比例返还。
2、折扣应明示并如实入账
折扣必须在交易双方主体之间直接达成，并且如实的反映到双方的账目记录之中。即折扣是明示的，公开进行的，所谓明示的方式是指用合同或者协议直接订明，公开交易，如实进帐。
3、折扣的对象既可以是其他的经营者，也可以是最终消费者
关于这一点，上述规定并没有明确提及。而国外的一些立法和法律实践，如德国法中，则明确规定折扣仅限于销售商直接向最终消费者出售商品的行为。 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如美国等的竞争法中，则并没有这些明确的限定。而事实上，在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经销行为当中，大量的存在折扣现象。立法不能片面强调销售对象而不顾社会现实。因此，我主张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有关折扣规定适用于经营者之间的交易行为。
二、折扣的两面性
折扣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折扣是一种促销手段，也是一种采购方法，属于一种正当的行为。折扣对于促进购销业务，加速商品流通，实现薄利多销有较好的作用，因此，被市场经营者广为采用。市场上出现折扣的广告、告示司空见惯。另一方面折扣也可以作为经营者实施价格欺诈的手段，根据国家计委的有关规定，经营者以虚假折扣价格欺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属于价格欺诈行为。从这个角度而言，折扣又并不必然属于合法行为，只有真实的折扣行为，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于商业禁止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所有折扣行为都是合法的。但是根据《价格法》和《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六条等有关法律及规章，如果以折扣形式实施价格欺诈或者低价倾销等，则这些折扣行为又是非法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立法，对折扣的合法性界定存在一个分歧。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折扣与回扣是有根本区别的，主要在于是否为公开进行并且如实进帐的商业行为。“明示并如实入帐”即为折扣，“账外暗中”即为回扣。折扣是合法行为，属于企业正常的商业促销行为，受到法律的规范和保护，而回扣属于非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商业贿赂行为，受到法律的明确禁止。折扣与回扣的上述区别，是我国特别的法律背景下特有的区别，实际在国外竞争法中，折扣与回扣常常具有同等的含义。如英语中的“rebate”在汉语中就同时包括折扣和回扣的两层含义。
但实际上，在我国现行法条件下，由于没有对折扣和回扣的最高比例和最低比例作出规定，因此折扣额可能非常的高，而回扣额可能非常的低，出现高额的折扣和低额的回扣，使折扣和回扣的性质发生转换，而法律规定折扣合法，回扣不合法就没有道理。举个例子说，如果销售商品的经营者给予受买人的折扣率是五折，则买受人购买10万元的商品仅付半价款即五万元；同样购销10万元商品，如果销售商品的经营者给予买受人1万元的回扣；则买受人实际支付的价款为9万元。第一种情形，只要折扣是以明示的方式收付且如实入账，则完全合法；而后一种情形，如果款项的收付是在账外暗中发生的，则构成不正当竞争，甚至还可能构成犯罪。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有违常理的，也是不公平的。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以折扣为名，行回扣之实，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具体而言，折扣并不都是合理的，其危害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折扣可引起低价竞争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仅把低于成本销售规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对其他形式即没有低于成本但明显低于竞争对手且无正当理由的低价销售行为则无明文规定。而美国在《罗宾逊—帕特曼价格歧视法》第三条规定“商人在其商业过程中，在国内对同一品质、数量、等级的商品，通过给予买者比其竞争者更高的折扣、回扣、补贴、广告劳务费等故意进行歧视，或为了破坏竞争，消灭竞争者，以低于其竞争者的价格出售，或以不合理的低价出售是非法的，但因制造、销售、运输条件不同所给的合理补贴、市场条件变化、变质腐烂的商品、司法抵押品以及停业中善意地出售商品的除外。”依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在美国低价竞争不但包括倾销，也包括各种形式的回扣与折扣等价格歧视。
有人认为 ，在不低于成本销售的情况下，国家是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其理由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实行并鼓励自由竞争，在经营者自身可能的条件下应允许其自由降价，不论其目的为何，只要其不低于成本，且为形成垄断。我认为，这种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其有两个理论前提：完全的市场、理智经营的市场主体。而在我国这两个前提是不存在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成熟，市场经营主体也是非理智的。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使有的竞争者不惜采用大幅度的折扣来实现其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进而引发低价竞争大战，从而造成市场竞争秩序的紊乱。因此，使国家有必要对这种竞争行为加以规制。这里所说的低价竞争是指企业或个人不顾国内外市场状况，不顾成本与利润而进行的以低价格为核心的竞争行为 ，经营者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往往使用各种名义的折扣，以使自己的销售价格低于竞争对手，以达到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这里所说的低价竞争并不限于低于成本销售，还包括低于竞争对手的且无正当理由的不合理低价销售。
我国的低价竞争行为在国际上主要表现为外贸出口领域中的低价销售行为，这种行为引发了日益增多的国际法倾销调查，严重损害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在国内则导致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尤为严重的表现在药品经营中，引发国内市场的不正当竞争，严重恶化了国内的经营环境与秩序。同时，低价竞争还阻碍了产品及服务质量的提高，严重恶化了国内的经营环境与秩序。同时，低价竞争还阻碍了产品及服务质量的提高，阻碍科学技术的推广与进步，制约效益好的企业形成规模和集约化经营，使这些企业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这些都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而这些都是由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回扣、折扣行为的规定不够规范的结果。
（二）不规范的折扣可导致商业贿赂的泛滥
商业贿赂，按照《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二条第2款的规定“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传统上，将商业贿赂等同于回扣。这其实是不正确的。非法的回扣与折扣都是商业贿赂的一种形式。
商业贿赂行为直接妨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扭曲了正常的质量、价格、服务的竞争机制。而我国《凡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回扣、折扣只要按法律规定明示入帐即是合法的，对其也就不应加以限制。但由于现行财务制度对于收受回扣、折扣的记帐科目及用途等没有规定，这就容易产生问题。
目前我国折扣最为严重的药品销售在医疗机构、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之间展开的严重的折扣大战，导致可当前药品购销秩序的混乱。收受折扣的医疗单位在表面上将折扣计入法定财务帐，取得合法形式。但由于现行财务制度无明确规定，使医疗机构一方面通过大额折扣方式在国家规定的批发价之下竭力压低实际购销价格，而在国家规定的批发价基础上确定零售价格，以此获取高额折扣；另一方面，又将折扣款根据需要计入“其他收入”等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务科目，以自由支配，使这种形式的折扣丧失“减价”的固有意义，同时也使商业贿赂行为变得更为隐蔽。因为其已经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具备了表面合法性。这种形式下的折扣，不仅严重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导致伪劣商品泛滥，而且还助长了社会腐败风气，造成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而产生这一切的根源也许就在于我国《凡不正当竞争法》关于折扣的明示入帐即合法的规定。
（三）不规范的折扣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是其他经营者，而最终受害者则是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既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相对立的一面。经营者为了竞争，在竞争中生存，采用正当的竞争手段，如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商品质量、降低成本，以最优的商品获得最大的利润，这与消费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在不正当竞争中，则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如在采用数额较大的折扣的手段是，按正常的生产经营其往往无法盈利，为了达到盈利的目的，经营者不惜偷工减料、降低产品质量，生产假冒伪劣商品，从而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在当前折扣大战中，尤为应当注意到这一点，注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折扣的规定所产生的不良后果还有其他，但以上三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三、完善折扣的几点建议
我国现行法对折扣概念的定义并没有揭示出折扣的本质特征，尤其无法用以明确划定合法的折扣和非法的回扣之间的界限。此外，现行法既没有对折扣率规定最高限额，也未规定折扣行为的适用范围。借鉴德国制定《折扣法》及其在适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折扣立法。
（一）完善与折扣相关的立法
我国关于折扣的法律及相关规定已如前所述，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的暂行规定》以及《价格法》、《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等。其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的规定与《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对折扣已下了到目前为止国内最具权威的法律定义。但是，我国对于折扣的现行有关规定与国外立法中的折扣有很大的出入，并且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对折扣做一个详细的划分，仅仅是基于有别于回扣的考虑，对折扣问题作了过分简单的规定。为此，我国必须在正确认识折扣的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借鉴德国的立法经验。完善对折扣的相关立法。加快对《反不正当竞争》和《价格法》的修订步伐，在相关的立法中明确折扣的价格优惠或者减让本质，并针对这种优惠可能对竞争造成的影响做出不同的规定，对于危害竞争的折扣行为一定要坚决禁止，对于无损害竞争而又有助于增进消费者福利、提高经济效率的折扣行为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应当在我国正在制定的反垄断法中，对折扣可能在垄断活动中起到的作用也予以足够的重视，防止利用折扣实施的各种垄断行为。这样，一方面，可以使我国现行的有关的折扣立法协调一致，更好的起到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的折扣立法与国际接轨，以免在国际法律交流中出现交流不畅或者同语歧义的尴尬情形。
（二）明确规定折扣与回扣的区别
折扣与回扣的区别，我国的竞争法认为是在于是否“明示入账”，而我认为宜借鉴德国的在于是否“事出有因”。经营者就向相对人给付回扣。与此相反，经营者向交易相对人给付折扣，一般则是事出有因的。这里的“因”既体现在交易相对人先向经营者提供了某种真正的给付价值。例如，最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时即支付了现金；最终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数量超过了一定的标准；最终消费者本身具有特殊的身份。我国的竞争法宜以是否“事出有因”为标准，规定经营者向交易相对人提供价格减让而事出有因则为合法的折扣，经营者向交易相对人提供价格减让而事出无因则为非法的折扣。
（三）明确折扣行为的主体
折扣行为的主体可以是任何一种性质和种类的经营者，唯一的限制使该经营者必须同最终消费者直接发生交易关系。 坚持限制经营者从事折扣行为的原则，其适用范围应限于经营者和最终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行为中。最终消费者应当是一个相对于生产者或经营者而言的概念，通常仅仅只为满足个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如果说，消费者这个概念在特殊情况下尚可包括从事职业性或营业性活动的法人的话，那么最终消费这个概念应足以将法人排除在外了。法律对于折扣行为进行规范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保护广大最终消费者免受经营者虚假折扣行为的损害。如果市场相对人不是最终消费者而是经营者，那么作为具有自主评判能力和交易经验的市场主体，折扣的存在和高低几乎不可能影响它的购物决策。
（四）仔细划分折扣的种类
在折扣的种类方面，我国竞争法除了借鉴德国法上的现金折扣、数量折扣和特殊的折扣外，还可以适当规定忠诚折扣和其他的特殊折扣。所谓特殊折扣，是指因顾客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同某个经营和之间的业务关系而获得的价格减让。其他特殊折扣，是指因顾客具有某种特殊身份而获得的价格减让。在我国，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是存在的。例如，教师购买飞机票可以获得其他人不能享受到的折扣。老年人购买公园门票可获得特殊优惠等等；我国的竞争法宜确认诸如此类的特殊折扣的合法性。也可以同时适用多种折扣，但是不得超过一定的比例。
（五）严格规定折扣的减让幅度
一般来说，折扣的幅度是非常小的，折扣率大致不会超过10％。如德国法规定的折扣通常在3％至6％之间；我国国家计委1998年12月1日起开始执行的《关于完善药品价格政策 改进药品价格管理的通知》，也规定了药品生产企业销售药品的折扣率不得超过药品价格的5％。我国的竞争法宜借鉴德国法和我国的先行行政规章的合理做法，将折扣率规定在一个适当的百分比范围内，如不得超过10％，并且将各类商品的减让幅度规定在竞争法之中，将其立法层次提高，便于实践和司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