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市财政投资评审管理暂行办法
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政府
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
第28号
现公布《曲靖市财政投资评审管理暂行办法》，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曲靖市人民政府
二○○七年十月三十日
曲靖市财政投资评审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财政支出预算管理，规范财政投资评审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投资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使用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的评审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财政投资评审，是指财政部门对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的概算、预算、（结）决算进行评定和审查的行为。
第四条 财政投资评审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真实、科学、合理的原则。
第五条 市财政局应当加强对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的管理和监督，按规定在预算支出中安排评审业务费。
第六条 承担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的建设、勘察、设计、监理、施工以及与工程建设相关的管理部门，应当遵守本办法，积极主动配合做好财政投资评审工作。
第七条 财政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财政投资评审规章制度，指导财政投资评审业务工作；
（二）确定财政投资评审项目；
（三）制定评审工作计划，提出评审工作具体要求；
（四）负责协调财政投资评审工作中与项目主管部门、建设单位等方面的关系；
（五）稽核认可后签发财政投资评审报告，并会同有关部门对经确认的评审结果进行处理；
（六）安排科技三项费、技改贴息等财政性资金项目的专项检查，对检查结果进行处理；
（七）加强对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八）安排年度评审工作经费，加强投资评审工作经费使用监管；
（九）其他依法应当由财政部门承担的职责。
第八条 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具体负责市级财政投资评审的组织管理和业务工作，并对各县（市）区财政投资评审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各县（市）区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由各县（市）区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或负责财政投资评审的部门负责。
第九条 财政投资评审中心的职责是：
（一）参与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初设方案前期评审，对建设项目的招投标管理工作、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二）对基本建设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
（三）对建设项目工程造价进行控制，配合项目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对财政性投资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督；
（四）对财政投资项目工程的概算、预算、决（结）算进行评定和审查；
（五）依法参与工程造价管理的相关工作；
（六）负责评审项目的组织实施及管理工作；
（七）向项目建设单位出具评审结论和提出评审报告；
（八）积极配合和协助有关部门对科技三项费、技改贴息等财政性资金项目进行专项检查；
（九）严格投资评审项目档案管理，完整、准确、真实地反映和记录项目评审情况，做好各类资料的归集、存档和保管工作。
第十条 财政投资评审的范围：
（一）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安排的建设项目；
（二）财政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安排的建设项目；
（三）政府性融资安排的建设项目；
（四）政府性基金和纳入财政预算外专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安排的建设项目；
（五）国债资金及国家各项专项资金安排的建设项目；
（六）省级委托评审及市政府安排评审的项目；
（七）其它财政性资金安排的建设项目。
第十一条 财政投资评审的程序：
（一）根据评审任务的要求制定评审计划，安排项目评审机构（或人员）；
（二）向项目建设单位提出评审所需的资料清单，并对建设单位所提供资料进行初审；
（三）进入建设项目现场踏勘，调查、核实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
（四）对建设项目的内容按有关标准、定额和规定逐项评审，确定合理的工程造价；
（五）审查项目建设单位的财务、资金状况；
（六）对在评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向项目建设单位核实、取证；
（七）向项目建设单位出具建设项目投资评审结论，项目建设单位应对评审结论提出书面反馈意见；
（八）根据评审结论及项目建设单位反馈意见，出具评审报告。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拨付工程建设资金时，必须按规定预留10%的工程尾款，待建设项目评审结论下达后再按规定结算支付；项目预算评审由财政按照项目预算金额预留10%的尾款，待建设项目预算评审结论下达后再按规定结算支付。
第十三条 政府性投资的项目，经投资评审审查后的概算作为财政部门安排资金和控制相关建设指标的依据；经审查的工程预算评审报告和评审结论书作为确定项目投资额、调整项目计划、签订合同、办理拨款、贷款、竣工决算、实施工程建设资金管理监督的依据；工程造价决（结）算和财务竣工决算的评审报告和评审结论作为办理工程尾款、结转工程造价、项目交付使用、国有资产移交、办理产权登记和明确债权债务的依据。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后，应当向财政部门报送下列工程项目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一）计划部门批准的建设项目立项批文；
（二）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准文件；
（三）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图纸、结算书、施工组织设计和招投标文件；
（四）其他与工程造价审核有关的文件、资料；
（五）工程竣工图；
（六）工程建设有关合同；
（七）工程监理报告；
（八）设计变更情况及文件；
（九）建设单位、监理、施工方现场签证资料；
（十）竣工验收资料；
（十一）竣工财务决算资料。
第十五条 负责财政投资评审的专业机构，对财政投资项目工程的概算、预算、决（结）算或竣工财务决算评审后，应出据《财政投资评审报告》，并对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公正性、合规合理性负责。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应对报告进行稽核，并返回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核对认可，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必须在五个工作日内签署书面意见，并由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逾期不签署意见视为同意评审结论。
第十六条 工程造价审核依据工程项目施工图、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国家和地方统一制定的建设工程预算定额、综合费用定额、估价表、施工同期市场价格信息以及其他有关的计价取费规定综合审定。
第十七条 工程造价审核的主要内容是：
（一）建设项目及其概算是否经有关部门批准、概算是否控制在经批准的范围内；
（二）工程量计算是否正确、定额套用是否合理、费用计算是否正确、材料取价是否与施工同期市场价相符、综合组价价格是否具有市场竞争性；
（三）设备采购是否进行招投标、价格是否具有市场竞争性；
（四）变更工程项目及单位工程增减内容是否合理、审批手续是否完备、计价是否合规和具有市场竞争性。
第十八条 工程造价的《财政投资评审结论》由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稽核认可后签发，并下达《财政投资建设工程概、预（结）决算审核结论书》送达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相关部门。
第十九条 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审查的依据是工程造价评审结论、《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和相关财务制度及法律法规。
第二十条 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审查的主要内容是:
（一）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内容；
（二）是否按《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的相关规定建立建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制度；
（三）建设资金的来源和到位情况；
（四）建设资金是否专款专用、是否有挪作它用和其它违反法规的行为；
（五）建设资金使用情况；
（六）债权债务的结转是否真实，对象是否明确。
第二十一条 竣工财务决算审查的《财政投资评审报告》由财政部门稽核认可后签发，并由财政部门下达评审结论和相关问题的处理决定。
第二十二条 拒报或无故拖延报送审核资料的，由财政部门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报送，逾期不报送的，由财政部门根据情节暂缓下达预算或暂停拨付工程建设资金。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擅自改变建设内容，提高建设标准和扩大投资规模所增加的投资额，财政部门不予安排资金和拨款。
第二十四条 转移、挪用项目建设资金或弄虚作假进行工程结算的工程，财政部门责令限期追回投资。造成经济损失的，有关部门应当追究责任人的行政责任；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项目管理工作人员及评审机构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财政部门认可审计部门对财政投资项目工程的概算、预算、（结）决算和竣工财务决算的审计决定，不作重复评审。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曲靖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
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的正式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国家机关无责任的状态，确立了国家侵权赔偿制度，公民的合法权益因国家侵权获得赔偿具有了法律依据。然而，该法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加以规定，许多案件的受害人仅能依据该法获得直接物质损失的赔偿，精神损害却得不到丝毫的抚慰，这使得《国家赔偿法》的处境甚为尴尬。现实生活中诸如“麻旦旦案”、“孙志刚案”得不到合理赔偿的情况比比皆是。所幸的是《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已于2010年4月29日通过，在新的《国家赔偿法》中明确规定了因国家侵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是一个巨大的立法进步。在国家赔偿中确认精神损害赔偿，是借助物质手段达到精神抚慰的目的，体现的既是立法对公民人格价值的尊重和保护，也是国家责任的法律归位与担当。
关于如何在《国家赔偿法》中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关专家提出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在《国家赔偿法》中增设条款，扩大其赔偿的范围，就构成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数额及赔偿金支付方式等做出具体规定。二是参照日本、韩国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模式，规定“除依本法规定，适用民法有关规定”的准用条款，要求依照有关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处理。笔者认为因民法与国家赔偿法存在一系列理论和原则的差异，上述第二种观点看似简单，却很难实现，因此更倾向于第一种建议，就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应在借鉴民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此次《国家赔偿法》的修正也是按照上述第一种方案来对有关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进行完善的，其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法》的此次修正正式纳入了精神损害赔偿，确立了国家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这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是现代民主社会法治精神的必然要求，是监督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内在要求，是宪法人权保障的应有之义。在国家赔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也是我们国家建立有限政府的必然选择，对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予以国家赔偿，弥补其精神痛苦和损失，有助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构建。
令人遗憾的是，国家赔偿法关于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操作性，仅规定了国家侵权领域精神损害赔偿的成立条件以及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形式，而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赔偿原则、具体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确定以及确定标准、支付方式却规定不足，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对我国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以期对我国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
构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要确立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原则。这是作为国家赔偿制度之一部分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必然要求。在国外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主要有如下几种：（1）酌定原则。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立法并不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定处理，英美法系国家通用此法。（2）比例赔偿原则。通过确定与有关医疗费的一定比例而使痛苦和遭遇赔偿的数额标准化。德国、秘鲁等国用此法。（3）标准赔偿原则。确定每日赔偿标准。如丹麦法院判决每日赔偿标准为住院的25丹麦马克，不住院的为10丹麦马克。（4）固定赔偿原则。日本，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制定各种精神损害的固定的抚慰金赔偿表格，只需查表即可确定。（5）限额赔偿原则。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法官可在最高限额下酌定具体数额。
笔者认为，我国在确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时候除了要参照和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外，还要结合我国的实际，针对精神损害的特点，建构起一些指导性的原则:
1、抚慰为主、补偿为辅。这一原则是由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法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通过财产补偿来缓和或解除受害人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对受害人起到抚慰的作用，进而起到对权利主体合法权利加以保护的目的。[21]这一原则说明，精神损害赔偿并不是法律救济中的主要目的，更不是唯一方式。我国著名法学家佟柔教授就指出：“对于人格权受到侵害的主体来说，赔偿损失毕竟只是一种辅助性质的补偿手段，更重要的是保护并恢复其人格权”。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损害赔偿等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形式，司法实践中，应视具体情况，首先考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责任形式，如果能通过这三种责任形式使受害人精神损害得到恢复或者对于没有造成精神损害后果的，或精神损害非常轻的，则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2、受害人诉请原则。精神损害作为一种心理创痛,受害人最清楚损害的程度,也有最终的处分权,如果受害人不主动提出赔偿要求,国家机关一般也无法了解损害的存在或者轻重。那种认为国家侵权行为产生时国家应主动赔偿的主张,将使国家机关在断定精神损害赔偿时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缺乏诉请的精神赔偿,必将是无的放矢,但该项原则并不否认在特定赔偿案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义务适当提醒受害人,以帮助其确定赔偿请求。
3、法官自由裁量权原则。即法官酌定原则，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基本原则，它赋予法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依自由裁量权，确定具体数额。[23]这是由精神损害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难以用金钱衡量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虽然目前很多学者及法官提出了许多量化或参考的标准及方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难以操作。因而，贼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让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一定的准则作出裁判，是十分必要的。该原则的运用并不是赋予法官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意味着法官在确定赔偿金额时可以随心所欲，主观臆断，而是在一定“度”的范围内裁量，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办法。
4、合理赔偿原则。合理原则是对国家公权力在合法行使的基础上提出的更高的要求。精神损害作为一种无形的损害，我们很难准确的用金钱的尺度来衡量精神损害的价值，因此在追究国家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时，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一个合适的赔偿数额。该赔偿数额必须合理，一方面不因赔偿金额过低而不能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另一方面国家赔偿金额必须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赔偿金额也不能过高，超出国家的承受能力。
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当今世界主要存在两种立法例：其一是限定主义，即国家只对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其二是非限定主义，精神损害赔偿并不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前提，只要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公民精神损害的，国家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从理论上讲，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造成精神损害的，都应当属于赔偿的范围。但是，精神损害赔偿作为弥补被侵害人损失的一种方式，其作用并非万能。因此，笔者并不赞成精神损害赔偿应当适用于所有国家侵权领域的观点，精神损害赔偿只应在物质损害赔偿不能够弥补当事人的损失，而且侵权确实给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时，才应适用。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只对基于公民人身权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严重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换言之在国家赔偿领域，精神损害赔偿只适用于因公民人身权遭受损害从而附带引起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在单独精神损害以及财产权附带精神损害的情形下国家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种限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明显不能使公民的合法权益获得合理的保护，与宪法人权保障原则以及权力制约的原则相悖，笔者认为，通过借鉴我国民事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及西方国家精神损害国家赔偿的发展道路，权利主体下列权利受到国家侵害时应予以精神损害赔偿：
1、因人身权受到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这应当是我国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面，具体而言，下列人身权受到国家公法行为的侵害，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一是物质性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是精神性人格权，包括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三是一般性人格权，包括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人格独立；四是身份权，包括监护权、亲权、配偶权。笔者认为，权利人的以上各项权利均与其人身密切相关，当其受到国家侵害时理应受到国家赔偿。
2、因政治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政治权利和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国家赔偿法》此次的修正没有将政治权利与自由列入保护范围，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现行法律的一个严重不足。国家公法行为侵害公民政治权利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屡有发生，但受害人却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赔偿。尊重人权、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法治社会所必须做到的，因此，在我国现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框架下，有必要通过将政治权利纳入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方式而对其予以保护。
3、因特殊之物受到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特殊之物指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以及所有权人对该物存在特殊感情的物品，比如恋爱信件、结婚照片、骨灰、尸体等特殊之物。在民事侵权领域，权利人因这些特殊之物的丧失或减损之所以能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因为这些物品与权利人的精神利益密切相关，其完整与否直接影响权利人的精神状态。笔者认为，在国家赔偿领域，因国家公权力的肆意扩张造成公民这种特殊之物的破坏与灭失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因此，为了更有效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借鉴民事立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把部分具有精神价值的特殊之物纳入国家赔偿的范畴。
（三）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确定
在形态上，精神损害是无形损害，难以通过量的方式来精确计算，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其赔偿金的确定。贝勒斯指出：“很显然，痛苦的价值是无法精确地计算的。确定原告事实上遭受了多少痛苦常常是很困难的（原告倾向于夸大其词），所以应对其补偿多少钱就不清楚了。”从总体来看，我国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确定（包括民事法律领域），现阶段尚处于摸索阶段，一个普遍认可的计算方式还没有形成。由于没有科学的标准可以遵循，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形成两种不好的极端现象：一方面，是受害人因其精神受到损害而漫天要价，诸如“麻旦旦案”50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另一方面，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任意决定赔偿的数额，从而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公正性和严肃性。在这个意义上，建立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计算规则是十分必要的。国外一般采用三种方法：（1）概算法，这种方法不对精神损害的各种情况分门别类，而是一揽子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总数额。美国、日本 、丹麦即是。（2）分类法，将精神损害按项目进行明确的分类，计算出各个单项的赔偿数额，然后相加得出赔偿总额。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用此法。（3）折衷法，先将精神损害所要考虑的项目列出，法官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考虑，提出赔偿总额。德国、瑞士等国用此法。
笔者认为，上述各种方法均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在确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时候，任何一种单一的规则都无法解决精神损害赔偿所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只有根据案件的客观实际情况，综合运用，才能使案件的处理做到客观公正。我国现阶段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方面应当在立足于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国外的有关做法，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从而使我国的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更趋完善。
民法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方法也可以用于国家赔偿领域。在我国民法领域，计算精神损害应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受害人住所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由于民事侵权与国家侵权的差异性，笔者认为，在国家赔偿中，国家是对其违法职务行为负责，国家不存在获利情况，因此国家获利情况不应当作为确定国家赔偿金额的考虑因素。此外，国家赔偿的规则原则整体上看是违法归责原则与有限制的结果归责原则，把侵权人的主管过错纳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考虑因素也不妥，因为在国家赔偿领域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并不是国家侵权的成立要件，而把违法性的大小作为考虑因素较为合适。
参考文献：
[1]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第二版)[Ｍ].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Ｍ].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雒文佳.关于精神损害概念的界定[J].当代法学.2003(9)
[4]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载[J].法学研究25(4)
[5]方世荣、石佑启.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覃有土、雷涌泉.人身损害赔偿若干疑难问题研究[J].法商研究.2004(1).
[7]皮纯协、冯军.国家赔偿法释论[Ｍ].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8]马怀德.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务[Ｍ].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9]江梦榕.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有关问题的探讨[M].法律出版社.2006.
[10]罗豪才.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肖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用指南[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
[12]曾世雄.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Ｍ].台北.1989.
河南新蔡法院 李晓庆
（1589398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