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等


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采购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1]8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商务主管部门、国家税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属、各直属海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促进科技进步，经国务院批准，继续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以下统称进口税收），继续对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外资研发中心适用《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4号）和《关于修改<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和<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的决定》（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令第63号）免征进口税收。根据其设立时间，应分别满足下列条件：

　　（一）对2009年9月30日及其之前设立的外资研发中心，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研发费用标准：（1）对外资研发中心，作为独立法人的，其投资总额不低于500万美元；作为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其研发总投入不低于500万美元；（2）企业研发经费年支出额不低于1000万元。

　　2.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90人。

　　3.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1000万元。

　　（二）对2009年10月1日及其之后设立的外资研发中心，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研发费用标准：作为独立法人的，其投资总额不低于800万美元；作为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其研发总投入不低于800万美元。

　　2.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150人。

　　3.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2000万元。

　　外资研发中心须经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上述条件进行资格审核认定。具体审核认定办法见附件1。

　　二、适用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政策的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包括

　　（一）《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4号）规定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机构。

　　（二）《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5号）规定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

　　（三）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

　　具体退税管理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另行制定。

　　三、本通知的有关定义

　　（一）本通知所述“投资总额”，是指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所载明的金额。

　　（二）本通知所述“研发总投入”，是指外商投资企业专门为设立和建设本研发中心而投入的资产，包括即将投入并签订购置合同的资产（应提交已采购资产清单和即将采购资产的合同清单）。

　　（三）本通知所述“研发经费年支出额”，是指近两个会计年度研发经费年均支出额；不足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可按外资研发中心设立以来任意连续12个月的实际研发经费支出额计算；现金与实物资产投入应不低于60%。

　　（四）本通知所述“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是指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专职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包括直接参加上述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以及相关专职科技管理人员和为项目提供资料文献、材料供应、设备的直接服务人员，上述人员须与外资研发中心或其所在外商投资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以外资研发中心提交申请的前一日人数为准。

　　（五）本通知所述“设备”，是指为科学研究、教学和科技开发提供必要条件的实验设备、装置和器械。在计算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时，应将进口设备和采购国产设备的原值一并计入，包括已签订购置合同并于当年内交货的设备（应提交购置合同清单及交货期限），上述设备应属于本通知《科技开发、科学研究和教学设备清单》所列设备（见附件2）。对执行中国产设备范围存在异议的，由主管税务机关逐级上报国家税务总局商财政部核定。






　　四、本通知规定的税收政策执行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具体从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取得资格的次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机构采购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15号）和《商务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免/退税资格审核办法的通知》（商资发[2010]93号）同时废止。

　　对于在2011年1月1日至11月1日期间批准设立的外资研发中心，从取得资格的次月1日至11月1日期间进口的科技开发用品，已缴纳税款的，可按照海关有关规定向海关申请办理退税手续。

　　　 附件：1.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免、退税资格审核办法

　　　　　　 2.科技开发、科学研究和教学设备清单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二O一一年十月十日

附件1：

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免、退税资格审核认定办法

为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包括独立法人和非独立法人研发中心，以下简称研发中心）采购设备相关税收政策，特制定以下资格审核认定办法：
一、资格条件的审核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国税部门和研发中心所在地直属海关（以下简称审核部门），根据本地情况，制定审核流程和具体办法。研发中心应按本通知有关要求向其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二）商务主管部门牵头召开审核部门联席会议，对研发中心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按照本通知正文第一条所列条件和本审核认定办法要求，确定符合免、退税资格条件的研发中心名单。
　　（三）经审核，对符合免、退税资格条件的研发中心，由审核部门以公告形式联合发布，并将名单抄送商务部（外资司）、财政部（税政司、关税司）、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备案。对不符合有关规定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根据联席会议的决定出具书面审核意见，并说明理由。上述公告或审核意见应在审核部门受理申请之日起45个工作日之内做出。
　　（四）审核部门每两年对已获得免、退税资格的研发中心进行资格复审。对于不再符合条件的研发中心取消其享受免、退税优惠政策的资格。
　　二、需报送的材料
　　研发中心申请采购设备免、退税资格，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研发中心采购设备免、退税资格申请书和审核表；
　　（二）研发中心为独立法人的，应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研发中心为非独立法人的，应提交其所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营业执照的复印件以及研发中心的确认文件（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复或出具的《国家鼓励发展的外资项目确认书》）；
　　（三）验资报告及上一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
　　（四）研发费用支出明细、设备购置支出明细和清单以及通知规定应提交的材料；
　　（五）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名册（包括姓名、工作岗位、劳动合同期限、联系方式）。
　　（六）审核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三、相关工作的管理
　　（一）在公告发布后，列入公告名单的研发中心，可按有关规定直接向其所在地直属海关申请办理有关科技开发用品的进口免税手续，向其所在地国税部门申请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手续。
　　（二）审核部门在共同审核认定研发中心资格的过程中，可到研发中心查阅有关资料，了解情况，核实其报送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同时应注意加强对研发中心的政策指导和服务，提高工作效率。
　　（三）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将《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免、退税资格审核表》有关信息及时录入外商投资审批管理系统研发中心选项，并向商务部进行电子备案。
　　（四）海关和国税部门应加强对免、退税设备的监管。对于研发中心违反规定，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设备擅自转让、销售、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自违法行为发现之日起1年内不得享受免、退税优惠政策；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自违法行为发现之日起3年内不得享受免、退税优惠政策。
附：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免、退税资格审核表

附：
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免、退税资格审核表
　　

　　编码：　 　　 　　
　　
　　研发中心名称 　　
　　设立批准机关 　　
　　组织机构代码 　　 　　研发中心
　　设立日期 　　年 月 日
　　研发中心性质 　　□ 独立法人　 　□ 分公司　 　□ 内设部门
　　联　 系　 人 　　 　　电话 　　 　　传真 　　
　　经营范围 　　
　　研发领域
　　（可多选） 　　□电子 □生物医药 □新能源 □新材料 □环保 □汽车 □化工□农业 □软件开发 □专用设备 □轻工 □其他　 　　　
　　投资总额/研发总投入（万美元） 　　 　　专职研究与试验
　　发展人员人数 　　
　　研发经费年支出额
　　（万元） 　　 　　已缴税金（元） 　　
　　累计采购设备原值
　　（万元） 　　进口设备 　　
　　采购国产设备 　　
　　总计 　　
　　以下由审核部门填写
　　审核意见 　　 　　□ 通过
　　
　　□ 未通过
　　各部门签字
　　（盖章） 　　商务 　　财政 　　海关 　　税务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公告日期 　　年 　月 　 日
　　 注：1、外资研发中心为分公司或内设机构的，企业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均填写其所在外商投资企业。
　　 2、币种以表内标注为准，金额根据当年人民币汇率平均价计算。
　　 3、已缴税金为自2011年1月1日起，外资研发中心采购符合条件的设备所缴纳的增值税。

　　一、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开始对商业贿赂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随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该《规定》第2条指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及商业交往的频繁，商业贿赂行为的触角也深入到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对公平、开放、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冲击与破坏。因此，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但同时并未规定商业贿赂的单一罪名而是分散规定于刑法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八章等章节中--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术语。


　　理论上，商业贿赂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说以贿赂行为发生的领域为标准，认为凡是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贿赂行为均为商业贿赂。[1]--当然包括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犯罪及以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业务型贿赂犯罪。狭义说以贿赂行为的主体为标准，认为所谓商业贿赂仅指上述业务型贿赂，而不包括公务型贿赂。狭义说将着眼点放在贿赂行为对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而广义说更兼顾了在商业活动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保护。但是，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在商业活动中所发挥作用的现实、社会政策及司法实践来看，将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排除在商业贿赂的视野之外是不科学的。[2]


　　根据我国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规范及司法实践，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在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之间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与政府之间，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为获得交易机会而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给予对方非法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我国现行立法中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


　　目前世界各国对狭义的商业贿赂行为即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法典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之中。如美国纽约州的《商业贿赂法》、挪威的《一般公民刑法典》及《芬兰刑法典》均以法典或单行法的形式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其二是附属刑法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分散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即附属刑法）之中，而很少甚至根本不体现在刑法典中。如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公务型贿赂而未对业务型贿赂作出任何规定，但《日本商法典》第494条规定，公司的特定人员接受有关公司事务的不正当请托，收受、索取或者约定收受财产上的利益的，处5年以下惩役或者5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此外，《不当赠品及不当表示防止法》和《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也对业务型贿赂规定了刑事罚则。


　　我国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犯罪集中规定于刑法典中，其中，业务型贿赂所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及第四节的第163、164及184条，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与附属型的混合模式，理由是除了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之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也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观点是存在疑问的--附属刑法，在独立于刑法典之外而存在的刑事责任条款，但作为这一观点论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并不具备附属刑法的实质特征--独立的刑事责任条款，而与日本的附属型立法模式下在刑法典之外的法律中直接规定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根本不同。因此，应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的立法模式。过于集中的立法模式虽然满足了刑法稳定性的要求，但在我国加快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及商业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又难免凸显出法典型立法应对现实情况的滞后及吸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合理因素的必要性。


　　三、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存在的不足


　　首先，从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立法沿革来看，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经历了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向刑事责任的转变，即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刑法则在分则第三章第三节以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对业务型贿赂进行刑事制裁。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已有15个年头，期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商业贿赂也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幽灵，其危害作用愈加明显；同时，理论界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对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立法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3]但我国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立法简单、粗疏的先天不足，之后虽经刑法修正案予以修正，但也只是在《刑法修正案（六）》中扩大了主体的范围，在之前公司、企业人员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并由“两高”对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办理进行解释，从总体上而言，现行立法（刑法典及修正案）并未很好地、系统地反映近年来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各要素的界定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刑事立法本身较为粗疏的情况下，仅仅靠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来查漏补缺可能很难达到目的。


　　其次，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虽在法典中相对集中地予以规定，但相对于美国纽约州以《商业贿赂法》的单行法形式对商业贿赂行为专门作出规定、《日本商法典》等相关法律规范中设置刑事责任条款而形成众多的附属刑法规范相比，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立法特别是对存在于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之间的业务型贿赂行为仅仅规定了刑法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两个罪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且规定的内容大而化之、较为粗疏。在目前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情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依据刑法典中寥寥数个条文加以规制，则只能将形式多样的商业贿赂行为归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两个罪名之中。“这种做法将个罪的范围界定得过于宽泛，难以准确反映每个行业的特点，在罪状上无法做到完备地描述”，[4]同时，商业活动的领域广泛、形式多样、部门众多、专业性强，商业活动中的经营者往往并不直接通过刑事法律规范来获知其行为的后果，而主要地是通过其商业活动相关的民商事法律规范、通过民商事法律规范中的附属刑事责任条款来了解其行为的刑法意义，而正因为刑事责任条款存在于不同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之中，该民商事法律规范往往对可能导致刑事责任的行为特征作出了具体而细致的描述，这就大大降低了刑法典对不同类型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立法规制的难度，同时，也有利于发挥附属刑事法律规范的威慑力--“有的犯罪发生于特定领域，涉及特定行业的人群，他们更关心的、更容易接触到是调整自己特定职业领域的法律关系的法律，如公司法、教师法、医师法等。相反，刑法典的规定对这些人群而言则较为疏远。因此，在相应的部门法中设置罪刑规范更有针对性，更能有效发挥刑法的功能”。[5]如日本就将业务型的商业贿赂行为分散规定于《日本商法典》等法律规范之中。


　　再次，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类型如前所述，可以大致分为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为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而业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仅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163条、164条及184条。仅仅从条文数量上来看，即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我国现行立法对公务型贿赂的重视及业务型贿赂立法的相对薄弱。公务型贿赂在刑事立法中成为刑事制裁重点，是否就意味着业务型贿赂犯罪的行为结构相对简单而不必耗费过多的立法资源呢？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呈现出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复杂，并随着跨国贸易的增多，商业贿赂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甚至包括了对外国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贿赂。商业贿赂行为的愈加复杂与多样，与业务型贿赂犯罪在现行刑法体系中的次要地位是不相适应的，需要刑事立法对社会现状作出积极的回应，以完善我国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有学者还指出：在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情况下，应考虑将该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影响力交易行为”纳入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6]


　　又次，与国外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相比，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仍较为狭窄，不能适应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司法与现实需要。如美国《模范刑法典》所规定的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1）他人的合伙人、代理人或者雇员；（2）受信托人、监护人或者其他委托人；（3）律师、医生、会计、评估人、其他职业顾问或者其他资料提供人；（4）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的主管人员、董事、经理或者其他参与管理事务的人；（5）仲裁人或者其他代表公正的裁决人或者审断人。[7]该法典所规定的主体范围较广，不仅包括了我国刑法中的公司、企业人员，还包括如律师、医生、会计等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法国刑法典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任何职员办事员雇员以及以任何形式领取工资的人，立法更为概括、简练，但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芬兰刑法》则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作为公司或者基金会的管理机构或者董事会的成员、常务董事、审计员或者司库或者在代表商业机构履行某项职责的人，其所规定的主体范围亦较我国立法更为宽泛。对比而言，我国现行《刑法》虽然经《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一方面主体范围仍然狭窄，例如，如何处理律师、医生、教师或者裁判等的受贿行为？另一方面，如何界定“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成为摆在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面前无法回避的难题。


　　第五，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也对贿赂外国公务员的行为予以规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在1997年制订了《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强调成员国在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均承担反贿赂的责任。[8]国际商会于1999年修订的《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勒索和贿赂的行为准则》则强调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企业共同采取行为以实现国际贸易领域更加透明的目标。[9]我国于2005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也明确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此外，美国于1977年制订了《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之后历经三次修订，适用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了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本国公民和经济组织，之后还扩大到对外国企业和公民在美国境内实施的行贿行为。考虑到仅靠美国单方面治理海外商业贿赂，制裁本国企业或向本国人员行贿的外国企业，不仅不利于保护美国企业，美国国会自1988年起，积极寻求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合作，推动美国的主要商业贸易伙伴实施类似的“反海外腐败法”。经过长期努力，美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共同签订了《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积极推进全球性的反海外商业贿赂进程。[10]虽然我国早在2005年即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反观我国的反商业贿赂立法，并未将该公约的相关内容转化为国内立法，对海外贿赂行为的立法规制仍付之阙如。这一方面与国际社会协作打击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的趋势相悖，另一方面，也使得现行立法无法对我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在跨国商业活动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组织人员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第六，在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上，如美国、芬兰、德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均在处自由刑的同时规定了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体现了对财产刑的重视，这也正是对商业贿赂犯罪属贪利型犯罪的直接回应，正是通过广泛地规定财产刑，使得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人获取利益的目的落空，使贿赂犯罪变得无利可图，同时剥夺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的经济条件，以获得较好的预防及惩戒效果。正如贝卡利亚在其名着《论犯罪与刑罚》第三十章“盗窃”中所言：“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部分财产”。反观我国现行的贿赂犯罪立法，《刑法》第163条、164条均以“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为区分，例如《刑法》第163条规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64条对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数额巨大”的情况下，可以并科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但在“数额较大”的情况下，仅科以自由刑，而并不附加任何财产刑，似与“重财产刑、轻自由刑”的趋不相符合。


　　同时，在公务型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中设置了死刑，与国际社会减少、废除死刑的潮流相悖。再从司法实践来看，贿赂犯罪中的死刑往往备而不用，因贿赂犯罪而被判处死刑（包括死缓）的公职人员数量并不多。与其设置死刑起不到威慑与惩戒的立法意图反而授人口实，且因“死刑不引渡”的原则为贪腐官员引渡回国追究其刑事责任造成障碍而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对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予以调整。


　　第七，我国现行立法对贿赂的对象往往认定为财物，范围过窄。而目前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不仅限于财物。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90条第1款规定：“公职人员由于为了行贿人或其代理人的利益而实施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不作为），或公职人员由于职务地位能够促成此种行为（不作为），以及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一般庇护或纵容，因而亲自或通过中间人接受金钱、有价证券、其他财产或财产性质的利益等形式的贿赂的，构成受贿罪。《意大利刑法典》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规定为钱款或其他利益；《德国刑法典》、《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也将其规定为利益或财产性利益。新加坡《预防腐败法》对于贿赂犯罪行为对象--报酬的规定则更为详细，在其第2条中强调：报酬包括金钱，或者任何礼物、贷款、费用、酬金、佣金、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财产或者任何形式的财产性利益，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任何职位、就业或合同；任何贷款、合同债务或其他债务的部分或者全部支付、免除、清偿或者清算；任何其他服务、好处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护使之免受任何刑罚或者被褫夺资格的处分或者逮捕，或者使之免受任何纪律或者刑事性质的诉讼或者控告，不论这种诉讼或者控告是否已经进行，还包括行使或放弃行使某种权利、职权或者职责。[1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界定为不应当获得的利益或任何不正当的利益。


　　四、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