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院文化与法官队伍建设

朱凯


【内容摘要】“文化”在当今中国深入人心，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各个地方和各个领域寻找文化，特定的人群必定产生特定的文化，于是在法院这一具有特定职业特征的机构中产生了“法院文化”。对于法院文化的研究，从宏大的社会语境，逐步聚集到法院中的人——法官，法官这一特定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职业特征的法院文化。本文从法院文化的概念着手分析，提出法院文化对法官队伍建设的指导意义，通过列举本院文化建设的实际来指出法官队伍建设对法院文化的前进推动作用。


　　“文化”在当今中国深入人心，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各个地方和各个领域寻找文化，于是在法律科学中出现了“法律文化”，法院文化与法律文化一样，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法院文化命题在中国出现，是从司法实务界然后再到理论界的，与司法改革的进程基本一致。对于法院文化的研究，从宏大的社会语境，逐步聚集到法院中的人——法官，法官这一特定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职业特征的法院文化。只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法院文化，同样，良好的法院文化氛围也有利于法官队伍的成长和法官素质的提高，为司法为民、提高司法能力奠定良好的队伍基础。

一、法院文化的概念

　　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是缘于一定职业并且带有一定地域性的以法官为主体的特定人群的集合，因此必然会形成一种特定的异于其它群体的文化。如果要给法院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笔者认为，应对法院文化作出广义的理解，即法院文化是以法官为主体的法院以及法院中不同个体有关法律和法院活动的看法、态度、评价等等的观念形态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同时还包括与法院有关的制度以及器物文化的综合体，后者如法院的建筑风格、法庭的布置与法庭人员的着装、礼仪等等。法院文化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对内而言，它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自我规定性和自治性，显示出一种团体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对外而言，具有社会反射性，社会对法院的看法、意见、评价等可能借助各种力量，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反过来来影响这种文化的走向或者改变这种文化特征。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生在一个统一体中的过程。
　　一般认为，法院文化由四个层次构成，即表层的物质文化、浅层的行为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和深层的精神文化。表层的物质文化是指由法院的建筑、设施和装备等所构成的器物文化。它主要包括法院办公楼、审判楼、审判法庭、法院的徽志——华表天平、独角兽等。浅层的行为文化是法官群体在审判活动、研究培训、生活娱乐、人际交往中产生的活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是指法院在从事审判活动、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与法院司法精神、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院规章、制度、组织机构等，这一层次是法院文化中规范人和物的行为方式的部分。深层的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的核心层，是指法院在审判活动、管理教育活动中形成的独具法院特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它包括司法精神、法官的职业道德、工作目标、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法院文化是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具有自我规定性的以法官习性为中心的结构出现的，法官在听讼中的行为方式、对当事人的态度、做出判决过程中是否会请示上级法官或领导、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或诱惑的想法等等一系列观念、活动。法院的文化特征会促使法官养成一种习性，积累某种知识，进而形成一种司法传统和风格，具体而言就是法官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集合体。这种习性和知识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法官带到他审理的案件当中，从而呈现出法院文化的态势。研究法院文化就是要研究法官这种职业者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思维和判断模式所共同构成的职业化倾向或者说群体特征。这种职业化倾向或特征决定了一个法院乃至整个法院系统的法官所具有的精神生活以及物质生活习性，而这些习性都会在审判活动中表现出来。法院文化的职业化特征通过审判社会大众进行展示，当然也体现在诉讼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与法官的接触过程中，因此法院文化也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对于法院的评价和公信度。
法院文化对法官队伍发挥着整合、导向、凝聚、规范和激励等作用，先进的法院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约束法官的非正式规则，从而使法官放弃一些不适宜的行为习惯和利益取向，而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言行，维护整个队伍的形象，提高队伍的素质。

　　二、法院文化对于法官队伍建设的指导意义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法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在国家法制建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示范作用和影响力。法院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社会意识形态——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设现代司法文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著名学者贺卫方教授曾说过：“我们的法院对法官文化或者司法文化建设的重视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法官是今天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的行业。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所管辖或处理的事务方面，更体现在人们处理事务或行使权力所运用的方式、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方式、语言的风格、外部行为的风格等诸多方面。概括地说，法官之所以称之为法官，正是他们具有这种不同的文化。在法官中培育这样的文化，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形成一种理解司法职业特殊性、理解司法独立重要性的文化氛围，这样的文化建设工程对于司法改革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这段讲话深刻地提示了法院文化对于法院建设的意义。
（一）优秀的法院文化对法官队伍起到一种指引和导向的功能。
　　浓厚的文化氛围、先进的文化方向，对于法官队伍法律知识结构的改善、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和法官职业自豪感的培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法院文化又有利于法官队伍形成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团队意识和大局意识，增强法官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能更好地服务于为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大局。
（二）优秀的法院文化能约束法官的行为举止。
　　现代司法理念是法官群体为达到公正的司法终极目标，在对司法权本质特征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内心自主选择的、坚定信服和推崇的、并在司法实践中奉为最高行为准则的基本观念。在先进文化司法理念的指引下，法官能更好地树立思想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在行为、形象、纪律、作风等方面，遵循法官职业道德准则，使外在的规章制度、管理规范变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和理想信念。约束法官队伍的规章制度是各层次、各类别的，从职业道德到单位纪律，从部门规章到国家法律，从检察监督到人大监督，从舆论监督到群众监督，应该说是全方位、非常健全的，但我们应该铭记一句话，那就是不论任何时候，制度都是由人去执行，都是靠人去遵守的。但只有把外在的监督和法官内心的自觉服从结合起来，制度才能用活，才能得到更好地遵守。
　　（三）优秀的法院文化能对社会公众产生巨大的影响。
　　法院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它与其他文化必然会产生互动和相互影响，进而对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的提出起到辐射和促进作用。法院的审判、执行等工作，时时处处与广大的社会公众利益产生直接的联系，法院文化通过具体的审判、执行等工作得以体现出来，从而使社会公众都能感受和了解法院文化，扩大法院文化的影响。4、优秀的法院文化能激励法官的干劲和工作热情，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从中实现自我素质的提高和个人发展。这是法院文化的一种激励功能。在以往的论述中，我们往往都是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但不可否认，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为了人的需要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作为社会成员的一类，法官这个群体同样有人的需求和追求。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才能使我们更有针对性的制定针对法官队伍的规则，才能使我们地工作少走弯路，才能使我们的队伍少出问题，这也是对法官队伍的爱护和对法官这个群体的尊重。法官群体是社会精英的集合，法官职业对于他们来说，决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更是出于对法律的信仰，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法院文化所宣扬的司法理念，公平与正义、效率与公平、清正廉洁、秉公办案、司法文明等理念，使法官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产生强烈的热情和信心，从而调动起法官爱岗敬业、谨慎裁判的积极性，在实现审判工作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统一、司法文明的同时，也使法官自身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三、法官队伍建设对法院文化的前进推动作用

　　人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力量，文化与群体紧密相连。具体到法院文化中，法院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法官也是紧密相连的，法官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最活跃的因子。我们在以往的工作中往往只注意到法院文化对法院工作乃至法官队伍的促进作用，而经常忽视法官队伍对法院文化地形成和发展的推动作用。其实，法院文化的形成与法官队伍建设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只有先进的群体才能产生先进的文化，因此在法院文化的建设中要大力提高法官素质，这也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建设“学习型法院”就是对法院文化的一个良好的把握。学习是职业化的最直接的途径，具体做法是首先把“学习”作为一个概念向全院推广；其次，结合各种考核制度，将法官的学习成果、学习态度、学习过程等量化并计入年度考核；第三，为法官提供培训机会，“培训与自我教育结合”；第四，围绕自己的审判活动，开展调研。这种把学习定位为终身教育的理念，如果贯彻到位，相信应该会对法院具有深刻的影响。因为法院文化的核心在于法院的精神。从总体而言，法院是遵守法律、维护法治、提供公平正义的判决机构，法官素质构成了法院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素质包括法官的正义感、法律感、社会责任感、判断技巧和逻辑思维能力、多学科的知识结构等，这些都可以通过学习得以提高和丰富。
　　同时，法官运用司法权裁判案件并自负其责不是纯粹的照搬法律条文与事实的机械活动，而是富有人性的创造性活动。英国近代著名法官科克认为，法律上各种案件“是由人为理性和法律判决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自然理性来决定的；法律是一门科学，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其关注的便是素质问题。根据我国法官法的规定，法官素质主要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品行素质。在政治素质上，法官应拥护宪法，并忠实地执行法律，忠于人民；在业务素质上，法官应有精湛的法律专业知识、熟练的审判业务能力和丰富的办案经验，须通过严格的任职资格和业务培训加以保证。在行使审判权时除了要扮演自然人角色，更重要的是扮演好社会人角色，接受社会主体对自己品德的期待和监督，而不能感情用事，唯有如此，法官才能真正成为法律的使者、公正的化身，才能在法院形成良好气氛，促进良好的法院文化的形成。
　　近几年来，我院开展的廉政文化进法院活动、法官讲坛活动、“比、争、创”活动、组织庭审观摩，评选优秀裁判文书活动、组织瞻仰烈士陵园、普及性宣传法律知识活动、推出电子显示屏上墙、宣传手册上架、挂牌上岗等便民措施、人手一台电脑，实现办公现代化、开设职工食堂、解决干警职级待遇、举办文艺汇演、演讲、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这些都是法院文化建设的内容。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我院干警的工作作风、精神面貌明显转变，最突出的就是工作拖拉、得过且过的现象没有了，背后说人闲话、搬弄是非的现象也少了，大家都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大大提高，全院上下形成了一股合力，目的是把审判工作做好，更好地实现公平公正，更好地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院近几年来，案件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每年结案率均达98%以上，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连续荣获市级文明单位标兵、省级文明单位标兵，法院集体三等功。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院开展的文化活动是分不开的。正是我院注重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以独特的文化蕴涵诠释着“院有文化风自正”的意境，以创建“学习型法院”为进取目标，用法院文化规范和引导了法官业内业外行为，营造了健康向上的法院文化，形成了以“公正、高效、严谨、文明”为核心的法院精神，在全院营造出了浓厚的比、学、赶、超氛围，增强了干警的责任心、事业心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从而促进了审判工作的向前发展。
　　总之，培育先进的法院文化，必须大力推进法官队伍建设，全力打造法官职业共同体。法院文化的主体是法院，而法院的主体则是法官。因此说，法官队伍的状况如何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现有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总体状况亟待提高。诚然，我们可以通过始终不断的理想信念教育、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党性党风教育以及职业道德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活动加大“教化”的作用。但毋庸质疑：教育不是万能的。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大力推进法官队伍职业化进程，全力打造法官职业共同体，使法官成为法律理念的塑造者、法律传统的信守者、法律秩序的缔造者、法律运行的领航者、法律正义的完善者，以其共有的法律精神、法律理念、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语言，崇高的司法品格和精英化的司法能力来体现现代的法院文化。同时，辅之以相应的制度对法官进行约束、规范，并且用制度将已经形成的一部分先进的法院文化固定下来，力争做到，通过法官素质的提升形成良好的法院文化，现有的良好的法院文化又能提升每一个法官的素质，实现法官与法院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朱凯

　　民事调解作为解决民事诉讼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已经在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国外民事调解制度,又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或可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是纠纷进入法院程序后的非裁决解决途径，它与审判相辅相成,共同承担着解决纠纷的司法职能。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公民维权意识的逐步增强,民事纠纷呈大幅度上升趋势,而民事调解具有的快捷、简便、成本较低等特性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认识和重视,也得到了民事纠纷当事人的充分认可。具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超过70%以上的民事诉讼案件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由于调解过分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加之调解监督机制的相对弱化，使得调解书中有时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情况，如何对调解书中涉及的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加以界定，对于检察机关如何加强和完善民事调解监督制度，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更加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家利益的界定及损害国家利益的标准
　　1、国家利益的内涵
　　关于国家利益的内涵,笔者认为国家利益的认证规则是由政治过程的原则提供的,即政治过程具有独立的规范伦理,并具有民主程序。换句话说,国家利益最确切的含义在于它是国家偏好的真实表达。在界定国家利益的内涵时应该坚持两个原则:其一,用“各种客观对象的总和”作为“利益”的上位概念。首先,“利益”具有客观性,是独立存在于人们的主观意志之外的东西。或者说,“利益”并不是人们的一种主观需求,而是被人们主观需求认定的客观对象。国家利益与国家需求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但是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其次,“利益”包罗万象,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既有现实的,也有长远的或者潜在的。总之,国家需求所认定的一切东西,都包括在国家利益的范畴之内。其二,遵循“精简”的原则。国家利益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抽象的概念,它的外延范围很广，包括的内容很多，因而它的内涵应当“小”而准确,它的定义应当尽可能地简明扼要。
　　综上所述,国家利益的内涵可以界定为:一个民族国家相对于其他民族国家而言所规定的客观因素的综合。这一定义包含四层含义:第一,国家利益的载体只能是国家,而不是政府、阶级、集团;第二,国家是在国际政治意义上使用的民族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第三,国家“轻视”绝对利益,注重相对利益,即保 持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地位或权力差距;第四,国家利益是有物质内容的,是某种特 定客观实在的综合。　　
　　2、损害国家利益的标准
　　《合同法》第52条第1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应当确认无效；第2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亦应确认无效。上述两项规定中，均涉及到是否损害国家利益问题的认定，也就是说，在当事人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时，如果并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则该合同仅属于可撤销的合同而不是认定为无效合同，即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对此种合同效力的认定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需要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需要准确的界定。在纠纷合同中当事人损害国家利益和调解书中损害国家利益应该是共通的，因为二者都是在自愿基础上的合意，都属于契约。
　　国家利益肯定是通过国家所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及政府的政策所确定下来的，并非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利益。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无端占有、使用、处分国家财产、土地和矿产等资源，调解书中一旦出现以上情况，就是违反了国家利益。确认国家利益，需要经过法律所认可的表决程序，但切忌让行政机关取得决定何为国家利益的权力，因为行政机关只能依据立法机关体现在法律中的决定或者裁判机关做出的有效裁决去行使职权，以维护或实现国家利益。当然公民更没有这种权力，否则，国家利益的标准会有因为政府或者个人的需要而被随意调整的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在社会各领域具体标准可以具体表现为：
　　在民事调解书中，所谓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则是指与整个国民经济秩序有关的国家利益，这是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经济利益，如果说纠纷合同关系当事人的利益在调解书中与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经济利益有冲突了，这个调解书应当是绝对无效的。
　　在民事调解书中，所谓损害国家政治利益利益，则是指如果说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调解书，一方当事人存在欺诈或者胁迫，以及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从而违反了国家整体上的政治利益的需要，则该调解书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
　　在民事调解书中，所谓损害国家安全利益，则是指如一方当事人采取欺诈或者胁迫等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技术进出口合同，所约定的标的物即技术本身的引进或者引出，损害了我国的战略安全利益，那么此种合同或者调解书也应当被确认为无效。
　　二、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
　　1、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
　　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而不是哪一个单位、部门或者集团的利益，更不是某个个人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该利益的维护将有利于公众的生活、产生、学习和工作，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破坏将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与学习，给公众带来不便等等。
　　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它与国家利益不完全相同，国家利益主要是国家作为主体而享有的利益，而社会公共利益主要是社会全体成员所享有的利益。在这一概念中包括有关公共道德的内容。社会公共利益在国外也常常称为公共政策，它和私人的利益是相对应的概念，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合之处，但并不完全等同。在我国，一般认为社会公共利益主要包括两大类，即公共秩序与公共道德两个方面。社会公共利益不同于调解书中当事人的利益，如果订立调解书直接损害的是某个具体的当事人的利益的，则应当援引其他的法律规定来撤销或者宣告调解书无效。
　　在社会公共利益中，公共秩序主要包括社会公共秩序（包括社会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与生活秩序，违反社会公共秩序与生活秩序的行为往往也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只是法律和行政法规不能对所有违反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作出穷尽性的规定，所以以违反社会公共秩序作为补充。而社会公德，也被称为善良风俗，它是指由社会全体成员所普遍认同、遵循的道德准则。通常的道德规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宽泛，调解书中并不是任何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都是无效的行为，只有那些内容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调解书，才能被确认为无效。
　　公共秩序与公共道德，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发展，公共秩序与公共道德毕竟成为了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二者的内容还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
　　2、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
　　社会公共秩序是一种强制性规范，是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对立物，公共秩序不同于“公法”，虽然公法（宪法以及行政法等）是公共秩序的重要渊淅，但是公共秩序的许多规则也来源于私法，公共秩序的本质在于反映和保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人所组成的社会，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能组成社会，秩序得以制止任意暴力对社会的破坏，使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有保障，可以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秩序也为合作提供了可能，以对付自然力和其他袭击，以利于生存。所以社会公共秩序必然成为法律保护的重点，不允许进行破坏。实践中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对国家的政治生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危害，一般表现为：
　　违反社会政治公共秩序的认定标准：政治公共秩序有目的在于保护社会的基本结构，使其不受合同当事人个人意志的侵犯，所以政治公共秩序的实持是对个人主义的限制，也就是说个人为社会群体的组成部分，而对于群体，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
　　一国的政治公共秩序对一国的政治繁荣与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各国无不对政治公共秩序进行大量的立法以进行充分的保护，对这些法律规定的违反，显然可以认定为损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从而可以认定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相关调解书也可以认定无效。
　　违反社会经济公共秩序的认定标准：经济公共秩序，是一种与传统的公共秩序完全不同的“新的”公共秩序，其特点在于有关此类公共秩序的强制性规范的目的，是对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即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或者服务的交换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或者是为了使双方的交换关系更为平等，或者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从方法上看，这种干预不仅表现为禁止当事人订立某些合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立法者对法律关系常常直接予以支配，即通过颁布具体的实体法律，直接地规定某些合同的法律效果。所以，商法上的经济公共秩序，实质上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结果。现代社会中由于契约自由不能保证合同结果的公正，不能避免人对人的剥削；由二双方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并不总是能够自发地达到公平，必须保护弱者、抑制强者；更重要的是由于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并不总是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由于契约自由再也不能满足社会利益的需要，无法总是保证社会经济的平衡，因此，有必要对契约自由进行限制，而这种限制的标志就是经济公共秩序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和否定。与政治公共秩序的特征相比较而言，国家保护经济公共秩序的规范主要积极的，而不象保护政治公共秩序那样大量地采用命令性的规范；政治公共秩序作为既定原则和社会制度的保护工具，在具有稳定性的同时也具有保守性，而经济公共秩序则易于变革或者创新，使法律成为更为有效的工具，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综上所述，笔者简述了在调解书中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内涵以及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界定，只有将二者和民事当事人个人利益明确的区分开来，检察机关才能对民事调解书中的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才能更加有力的约束民事调解双方的过度随意性，才能充分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会因为公民个人的需要而遭到践踏。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