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定位
李云峰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配置，即如何划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限，是行政强制执行立法的重点和难点。笔者认为，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时期，对此不能照搬外国模式，既不能扩大行政机关现有的行政强制执行权，也不能削弱或取消人民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权，而宜定位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在一般情况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特别授权的则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格局。
一、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在总结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形成的，有其自身的特点。
　　“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反映。任何两国的法律制度都不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1在我国，既没有“司法权优先”的法律传统，也没有“行政权专断”的现实基础。因此，不可能象早期的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统一将行政强制执行权交给行政机关，或象英美法系国家那样原则上交由司法机关实施，而必须根据民主法制建设的进展，在两类机关之间进行权限上的划分。
　　“法制是一种不断发展历史过程，是一种实践，是一种传统”。2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长期实践看，八十年代末，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深入，广大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司法体制不断完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逐步形成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整体。一方面是人民法院在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职能日显突出；另一方面是行政机关的管理事项不断增加，日趋繁杂，而自身的条件又受到诸多限制，逐渐认识到依靠人民法院实现其管理职能至关重要。如主动要求人民法院到其单位设立执行室等，这虽然在形式上欠妥，但却反映了行政机关渴求司法服务的意愿。正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我国继《行政诉讼法》六十六条作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的规定之后，在《行政处罚法》的第五十一条又进一步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就是说，人民法院应行政机关申请，不但可以执行行政机关无强制执行权的非诉行政案件，而且有权执行行政机关享有强制执行权的非诉行政案件。
　　综上，我国的这一现行执行制度相对于外国是不同的。一是在主体上，定位于在一般情况下为人民法院，法律特别授权的情况下为行政机关。这既有力地监督了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又避免了不切实际地加重法院工作量。它与英美国家只能是司法机关显然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将行政强制执行权作为司法权的一部分，原则上全部权力归司法机关。除法定的特殊情况，行政机关在相对人不履行义务时，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其履行。它与大陆法系早期的德奥国家相比也不同。在这些国家，实行行政命令权与强制执行权合一，原则上行政强制执行权交由行政机关实施。二是在程序上，我国以行政机关的申请启动执行程序，而不是“诉讼”。这既能够对行政决定作必要的审查，及时制止行政违法，防止行政专横，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又简化了程序，及时执结行政决定，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从而克服了外国执行制度的弊端。其具体优越性，本文第四部分另作详述。
二、限制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非诉行政案件的权限，强化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地位，这是保障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现代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权利的两权分配与制衡。科学地调整、配置国家权力，保障经济发展，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点；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是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心；依法行政，制约、控制行政权力的扩张，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则是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持续不断深入开展的关键。“尽管国家行政机关依法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但它毕竟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不应该过多地拥有另一方当事人所没有的权力，否则必然造成权力的滥用。”3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加大民主法制建设的力度，必须坚持推进依法行政，将国家各级政府的行政机关的公权力，牢牢置于“法治”的监督和制约之下。这种“法治”的监督，应该是对其执法活动全方位的、自始至终的监督。不仅要监督其作出的行政决定，而且要重视其执行的监督。列宁告诫人们：“究竟用什么来保证法令的执行呢?第一，对法令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令加以惩罚。”4实践证明，司法监督无疑是对执行行政决定最有力的监督。
　　再从行政强制执行的特征来说，它是实现行政决定的手段，是行政权的延伸。它虽在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自身在客观上又具有扩张性、易腐性以及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权性。尤其是失去司法监督、制约的行政决定权与执行权合一的强制执行，一旦造成社会危害，其后果往往难以弥补，必须对此慎之又慎。因而我国现行的单行法律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原则规定，在强制执行权的具体配置上，“对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需要强制执行的情况，法律一般规定由各主管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但此类规定只限于少数行政机关，其他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个别对个人、组织的权益关系特别重大的，法律规定也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凡是行政机关没有得到强制执行授权的，一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5这些规定，既注意发挥行政机关自身的优势和能动作用，又立足于强化司法监督，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权力的配置是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符合民主法制建设发展趋势的，当然也是符合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
三、行政机关的自我完善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其执法活动大多存在较为严重的滥、乱、差，不宜扩大其强制执行权限。
　　所谓滥，是说行政机关滥用强制执行权，利益驱动、部门保护主义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把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变成为单位、为个人谋利的特权；所谓乱，是说某些行政机关随意设定执行权，严重破坏法制的统一、法律的尊严；所谓差，是说有些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素质较差，办案质量差。长期以来，行政机关习惯于行政手段管理社会，法制观念淡薄，缺乏严肃的法律意识。除公安、税务、工商、交通等部分行政机关外，有些至今还没建立起一支执法队伍。一些临时配备的工作人员不但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甚至不懂执法的基本程序。例如，自1989年至1999年10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在各类一审审结的行政案件中，原告胜诉率达40％。”6如果连同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撤诉计算在内，被告败诉率达50％以上。因此在当前行政执法人员素质较低的情况下，不宜扩大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否则，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非但不能发挥行政强制执行的作用，反而为行政专横、腐败提供了手段，当然更谈不上提高行政效率。这是因为行政效率的提高，是以确保办案质量为前提的，否则就失去了效率的基础。
　　有人提出，当今世界各国，多以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权为主，这是与外国接轨的需要。笔者认为，在立法过程中，借鉴外国经验要符合我国国情，不能笼统地谈“接轨”。“‘接轨’的主要应是国际公约和国际关系中共同遵守的准则。借鉴应是外国法律中符合我国国情的部分。”7“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同样适用于立法工作，外国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都是可用的。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也不见得成熟、完美无缺。如对美国司法制度里著名的“米兰达警告”，至今还在争论不休。尽管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重新对这一自1966年确立的证据制度作出维持的裁决，“法学界人士、警察团体及众多执法官员却对这一裁决表示失望”。“它不但会鼓励罪犯使受害者利益受到损害，而且还将使法院无法采纳有关真实的证据，从而动摇人们对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尊重。”8
　　其实，仅就行政强制执行权的配置来说，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也都根据现代法治精神，顺应历史发展之潮流，力求控制行政机关执行权限，扩大法院的介入力度，鉴于篇幅所限，不作赘述。
四、在此人民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权，既保障行政决定在任何执行过程中遇到曲解或阻力时能得到有效制止和纠正，充分发挥行政职能的作用；又保障相对人权利免受不法执行行为的侵害，并能得到有效救济。
　　自1989年至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积累了十余年的行政审判和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经验，造就了一支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执行程序。1996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处理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案件分工问题的通知》，即法发12号文；同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又下发了《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6]12号文件，做好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工作的通知》，即[1996]法行字第12号文；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实施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除适当放宽了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条件外，对这类案件审查的程序、适用的法律、执行的时限等都作了明确严格的规定，还增加了申请执行前的财产保全条款。这对确保审查质量和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都提供了有力保障。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14日又进一步制定实施了《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强调了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部署或者辖区具体情况适时组织集中执行和专项执行活动，统一调度、使用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力量。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加强了执行机构建设，充实了执行人员和司法警察以及执行装备。以山东省各级法院为例，到1999年底，全省法院专职执行员(不含司法警察)达2672名，占全省法院干警总数的13％。9
　　事实是最好的说明。通过上述努力，执行工作一年胜过一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对于申请执行的非诉行政案，各级法院行政审判人员严把审查关。对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裁定不予执行。对应予执行的，及时作出准予执行的裁定后，开展社会宣传和法治教育，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1994年8月至1999年8月，山东省各级法院五年共审查、执行非诉行政案75663件，执行标的达36547.73万元。其中80％以上是公民经说服教育自动履行的。10对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由行政庭移交执行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执行，大大提高了执结率。1999年全国各级法院连同民事、经济等共依法执行了各类强制执行案件264.5万件，执结标的金额249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9％和37.8％。?中国这一特有的非诉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一是通过司法监督，保障了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经过宣传教育使绝大多数非诉行政案得以自动执行，减少了执行阻力，维护了社会稳定。三是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法律的威慑，使案件得到及时执行。这不但无须行政机关建立专门的机构，精兵简政，省时省力，而且确保了行政行为效力的实现。四是法院的审查执行推动了非诉行政执行工作的健康发展，执行又促进了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开展。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工作，得到了行政机关的支持和广大群众的赞誉，增强了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司法观念，提高了广大公民的诉讼意识，改善了行政审判的工作环境，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但是有人提出，目前应改变行政强制执行权由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共同实施的状况，将非诉行政案件完全交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其主要理由是，法院对非诉行政案的审查和执行，使行政执法过程缺乏连贯性。管理相对方的违法行为有日益增多的趋势，而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或赋予的义务不一定能实现，相对人不履行是司空见惯的。遇到此种情形即申请司法机关执行，就会中断行政过程。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支持的，其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行政执法的连贯性是指行政主体在执法活动中应严格按照法定的时间、顺序、步骤进行，不能随意中断、跳跃，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应保持承继关系。它强调的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执法活动。而行政强制执行权与行政决定权或者说与行政处罚权，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权能，二者遵循的程序不同。行政强制执行虽需要以行政决定(行政处罚)为依据，但行政决定(行政处罚)能否进入执行程序以及由什么机关执行都需法律另行作出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分离的，不存在包容关系。更何况行政机关所作决定(行政处罚)，并非能够全部进入执行程序，相对人有可能提起复议或诉讼，有可能因其违法而被撤销。这能说是中断行政过程吗?能说是缺乏连贯性吗?再者，从依法行政的角度说，处罚与执行相分离，是行政处罚法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有行政决定权并非意味着有以强制手段实现其行政决定的权力，非以法律授权而不可为之。否则，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处罚)之后，如果相对人不自愿履行，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根据法律特别授权自行强制执行或依法移交法定的其他行政机关、组织强制执行。二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唯有如此，才符合行政法的基本法则——依法行政原则。这与中断行政过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相提并论。
　　此外，这种行政决定(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连贯性”、“不可中断”论，早在二战前德、日行政法学家就持有此论。但二战后，随着民主的发展，这种观点日益受到批评。德国和日本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应把行政命令与实现命令的强制执行权视为各自独立、互不牵连的行政行为。若需执行行政强制则非有法律上之根据不可。?“在当今日本，并不是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可以自行强制。以田中二郎为代表的大多数日本行政法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回到一般市民法原则上，请求法院的帮助。”?
　　总之，行政强制执行的立法，应使人民法院在非诉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明确和加强；应该明确规定严格控制增加行政机关新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其具体权限配置，应该遵从《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和单行法律的规定，保持法制的统一。诚如是，建立在中国客观现实基础上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将得到完善和发展，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注：
　　1(美)格伦顿·戈登、奥萨魁著，朱键、贺卫方、高鸿钧译：《比较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2张春生、阿喜：《准确把握“法治”的含义》，载《中国法学》1986年第5期，第5页。
　　3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页。
　　4《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页。
　　5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6《行政审判十年》，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4月13日，第3版。
　　7邢同舟：《加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质量》，载《法制日报》1997年7月11日，第2版。
　　8杨磊：《“米兰达裁决”有人喜有人忧》，载《法制日报》2000年6月29日，第4版。
　　9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尹忠显2000年1月11日在全省法院院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改革总揽全局》。
　　10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郝明金《在全省法院第三次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8月20日。
　　?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2000年3月1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法制日报》2000年3月20日，第1版。
　　?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第10页。
　　?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一、检调对接产生的时代背景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又处于矛盾多发期、上升期，各种矛盾纠纷日益增多，许多历史遗留的问题以及伴随经济体制改革而出现的各种矛盾凸显，矛盾原因越来越复杂，化解难度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大量的社会矛盾进入司法程序，由于这些案件常常伴有群体性、敏感性、利益重大、关键证据缺失等特点，因而表现为举证难、调解难、执行难，上诉率高，当事人对抗激烈。司法实践告诫我们，诉讼并不万能，化解矛盾纠纷单凭法院裁判远远不够，需要整合调解资源，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矛盾大调解格局，最高人民检察院发文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将执法办案与深入化解矛盾相结合，逐步建立检察机关与人民调解组织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共同促进和解息诉，矛盾有效化解的“检调对接”工作机制。并依托该机制，最大限度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促进和谐稳定。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捍卫司法公正的崇高使命，国家从法律上规定了检察机关具有广泛的监督权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征程上，任重而道远。同时，中央综治委、高法、高检等16家单位联合制定了《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建立依托大调解工作平台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同时，对民事申诉等案件，坚持抗诉与息诉并重，规范引导和解程序和要求，在遵循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对当事人双方有和解意愿，符合条件的，积极引导和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①检调对接正是产生于这样的大背景下，笔者认为，检调对接是指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积极开展涉检和解工作，和解方式根据情况检察机关可以在控告申诉、轻微刑事案件所涉民事赔偿部分及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受理、侦监、起诉等环节单独实施，也可以结合人民调解组织一同进行和解。
二、检调对接的理论及现实依据
从理论上来讲，引入“检调对接”是检察机关顺应新形势拓展和充实法律监督职能、构建法治社会的需要，是执法为民的内在需求，其存在的内在合理依据。
检调对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符合中国国情。传统的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讲"中庸"，讲"和为贵"。传统的儒家思想更是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个体生命的安身立命之本。冤家宜解不宜结"，有了纷争，不是动辄搞"一元钱诉讼"，打"一分钱官司"，而是习惯于找中间人或德高望重的长者调处说和。中华民族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检调对接的法文化基础，在法治日趋完善的今天，"检调对接"让当事人进行平等交流沟通，化解矛盾，修复已被破坏了的社会关系，从而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因此，实行检调对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其合理内核而赋予新的时代意义，符合中国的国情。
“检调对接”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公正价值。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检调对接”就是要更加重视对当事人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在大调解机制中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纠纷各方构建一个合作、协调的纠纷解决平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确保公平正义。
“检调对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当今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关系的样式及作用方式趋于多样化，导致了利益纠纷的多元化，这就要求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检调对接”机制强调当事各方的平等合作地位与自由意志表达，表明国家权力对公民个体权力的尊重与妥协。这种纠纷解决机制为当事人解决自身矛盾纠纷提供一个全新的救济途径，赋予当事人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从法律上保护当事人对程序或实体权益的自主处分，有利于及时、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满足纠纷当事人的不同要求，快速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从现实角度来讲，检调对接能够最大限度的拓展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围，更全面的化解社会矛盾，定纷止争。
检调对接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有关民事、行政法律法规为指导。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实质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有力打击犯罪，又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检调对接就是检察机关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最好诠释，它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导向，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集中力量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另一方面坚持区别对待，对那些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给予从轻处理。从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检调对接”能够充分合理的利用检察权，实现有限检察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一般而言，诉讼有很强的程序性和规范性，较为复杂、繁琐，解决纠纷的成本也更高。“检调对接”有机地将诉讼调解和社会调解相融合，简化程序甚至分流到非诉讼程序，使纠纷当事人进入直接对话状态，在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快速解决纷争。我国目前基层检察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检调对接可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机关的执法效率，同时可避免当事人“累诉”问题。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引入“检调对接”就是要提高运用司法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
三、能动检察视野下的检调对接
截至到现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均未给出“能动检察”的明确统一概念，对其范畴的认识也大多停留在“立足检察职能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的尝试和探索”阶段。相对于法院系统2009年就开始开展的 “能动司法”而言，检察系统“能动检察”的学术气氛和实践进程多少有点惨淡的味道。笔者认为，能动检察是指检察机关立足自身法律监督职能，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坚持“三个至上”和司法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恪守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以执法办案为中心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以深化三项重点工作为着力点强化法律监督、自身监督和检察队伍建设，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权益和法律的公平正义，为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供司法保障。
检察权的能动性，即能动检察，在中国加快构建法治社会的语境下，至少具有三个优势：第一，促进法治的统一。检察机关上下级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这种体制的设计不仅保障了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独立行使检察权，更保障了检察权行使的能动和法律适用的上下统一。第二，树立司法的权威。司法缺乏公信力是当前突出的问题，司法权威的重塑，除需法院不懈的努力外，有赖于检察权能动性的发挥。第三，遏制司法的腐败。审判权与裁判结果密切相关，法官素质若达不到职业要求的标准，则易滋生腐败。而检察权并不与最终的纠纷裁判直接联系，检察权的能动，会对法官的司法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社会上的腐败主要是因公职人员职务犯罪而引发，检察机关强化对公职人员的法律监督，有效查办职务犯罪有利于遏制腐败。②
能动检察视野下的检调对接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公正、注重效果的原则 ，检调对接工作要充分尊重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进行。检察机关在工作中，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不能损害国家、集体、公民及社会公共利益。严格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工作方法，检调对接工作要从案件的实际出发，全面客观地查明案件事实，依法确认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公正地办理每一件案件，检察机关开展检调对接工作要把效果放在第一位，解决法律纠纷的同时，又要妥善解决相关当事人的合理诉求，确保所办案件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第二、立足办案原则。检察机关开展检调对接必须坚持以办案为中心，这是检察工作的立身之本，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事实上，坚持以办案为中心和发挥检察权的能动性两者并不矛盾，立足办案绝不是淡化检察职能，而是要解决好方法和策略问题。只有更严格地坚持有案必办、依法严办、高质量高标准办案的工作原则，检察机关才有发挥检察权能动性的立足点和工作基础，检察工作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才不会沦为一句空话。
第三、尊重实际原则。近年来，在能动、创新的口号下，全国各地检察机关为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探索出许多创新性工作方法与机制，检调对接就是其中行之有效的一种，但频繁和持续的创新活动有时也难免会出现急于求成、程式化、模式化倾向。因而，检察机关在追求能动创新的过程中，一要避免落入俗套，为能动而能动，最后陷入标新立异或越俎代庖的尴尬泥淖。二要深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及当地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掌握社会结构和管理模式的新变化、新特点，在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下寻找检调对接工作的能动切入点。③
四、能动检察视野下检调对接的具体做法：
　　第一、全面实行涉检信访信息畅通制度。
　　一是主动与人民调解对接。一方面，全体检察干警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到居委会、村委会参与接访工作，实行挂牌接待。遇有涉及检察机关职能的来访，做到随时到场接待；另一方面，对居委会、村委会因群众集体访等需要公、检、法等多个部门集中接待的，检察干警随叫随到。在接访过程中，对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各类涉检信访案件，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及时自办或转办，力争尽快解决。对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不是一推了之，而是认真解释，准确分流；二是整合资源，形成信息共享的共同化解社会矛盾的合力。依托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建立派出所、司法所、检察院、法院、乡（镇）政府的联络员联系制度，互通信访情况，分析突出难题，共商停诉息访对策，促使不少涉检类社会矛盾早发现、早议事、早化解，从而有效减少和预防涉检环节的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事件的发生。④
　 第二、积极主动推进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制度。
　　一是要规范运作，设置轻微刑事案件调解前置程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占一定的比例，其不同于严重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案件，如果采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处理该类案件，结果往往是加害方判刑，受害方民事权益得不到真正实现，从而形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以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为指导，立足实践，在办理有被害人的轻微刑事案件时设置调解前置程序，将所涉民事赔偿部分纳入“大调解”机制，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从而有机地将诉讼调解与社会调解相结合，在切实保障案件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努力修复各种受损害的社会关系。二是要明确轻微刑事案件和解范围，坚持调解自愿原则。为体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综合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有无帮教条件等因素，尽可能地适用轻缓刑事政策。对纳入检调对接的轻微刑事案件，要坚持合法调解和当事人自愿调解原则，无论在审查批捕阶段还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承办人都要就案件中的民事赔偿问题，及时向当事人征求是否同意调解的意见，对当事人同意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的，检察机关要监督履约过程，协调处理当事人履约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全方位实现“检调对接”工作的目标。
　　第三、积极探索民行案件和解息诉制度
转变长期以来民行检察工作片面关注法律效果、偏重“抗诉成功率”的执法理念，充分运用能动检察理论，将与群众利益有着密切关系的民行申诉案件的和解息诉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在受理民事案件抗诉申请时，根据案件原审法庭质证辩论情况，就法院在事实认定、证据采纳、审理程序和法律适用四个方面可组织双方听证。首先，承办人初步审查后认为不符合提请抗诉条件的，暂不作出不提请抗诉决定。承办人须就申诉意见中不能确认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向申诉人作出说明或者解释，要求其对说明不力的部分加以补充;其次，申诉人补充意见经审查后，仍无法成就抗诉条件的，要组织双方进行听证，承办人引导双方以申诉意见范围内的争点进行对抗。通过该程序，使得申诉人和被申诉人有机会重新理性地评判申诉人的诉求，寻求双方进行和解的机会。

注释：
①林斌 ：“浅析在检察机关建立检调对接工作机制的探析”
②姜小川：“检察权的配置要体现能动性要求”，载《检察日报》，2012年1月9日第3版
③魏干 ： “社会转型时期能动检察的探索与思考”，载民主与法制网2011年10月17日
④邹碧华：“能动司法的边界”， 载中国平安网2012年1月5日


作者：粘国魁 济阳县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