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没有情节和数额限制，因此是否构成扒窃往往涉及罪与非罪问题，审判实践中往往对扒窃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合、是否与随身携带物品密切相关和是否需要携带凶器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以期解决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一、《刑法修正案（八）》背景下的扒窃行为应以发生在公共场所为前提。说起扒窃可能很多人都心领神会，但往往无法精确解释其含义。盗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要件一般没有争议，但扒窃是否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则存在一定争议。笔者认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是刑法上扒窃的前提要件，主要理由：第一，限制解释方法的必要，扒窃来源于公安民警一线的反扒斗争，其约定俗称的场景便是针对发生在公共场所的盗窃行为，提起扒窃，民众出现在头脑中的场景也是车站、商场、马路等公共场所发生的盗窃，实在难以将在公共场所以外的偷窃比，如办公室、私人住宅里面的盗窃与扒窃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尽管现代汉语词典的语义解释并未明确该前提，但作为法律用语应以合乎立法目的为指导作出扩张或限制解释，刑法上的扒窃应作出小于其语义含义的限制解释，将其限制发生在公共场所的前提下；第二，从立法本意推断扒窃的前提应是公共场所，前文已述扒窃行为单独列出并予以严惩的原因是其发生在公共场所，除了侵害公民的财产权之外，更使得民众人人自危从而降低社会安全感，因此产生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发生在公共场所才能使不特定民众看到并感知从而转化为对自己财产安全的担忧进而转变为整体社会安全感的降低，换言之这种较一般盗窃更严重程度的危害性只有发生在公共场所方能得以彰显。脱离了公共场所，这样特定条件的盗窃行为尚不足以造成上述危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法上的扒窃行为是指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是扒窃行为的一个要件。

　　二、对扒窃中“随身携带的财物”的理解

　　通说认为扒窃为偷盗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但该“随身携带的财物”范围究竟有多大，尚存争议。虽然普遍认为该财物须为被害人可以控制、支配的范围之内，但究竟该控制、支配是做扩张理解还是限制理解呢。有观点认为该财物应不限于文义上的与被害人有身体接触的“随身携带”的财物，还应包括被害人实质上可控制之物，包括放在身边目光可及的财物。审判实践中笔者不赞成此观点，更倾向认为行为人扒窃的财物应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扒窃”作为行为犯入罪，本来就将这个口子开到了极限，若再不对扒窃做缩小解释，则打击的力度将远远超过目前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社会犯罪率的高低与一国法律的严密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的法律严密程度应与该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相适应，不应脱离当前的社会实际，若将原本可以由其他法律部门调整的社会关系交由刑法进行调整，则将大大打破一个社会的平衡体系。因此，不应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扒窃过宽进行打击，宜做缩小解释。

　　第二，之所以将扒窃作为行为犯入罪，不仅仅因为该行为损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更是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危险。辞海将“扒窃”定义为“从别人身上偷窃钱物”，按照文义解释，也仅仅限于他人身上的物品，该“身上”即意味着必须是与他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否则不能称之为“扒窃”。故将观念上认为可被被害人实际控制但脱离被害人身体接触的财物认定为扒窃的范围，脱离了扒窃本来的立法意思，不应采纳。而何为他人身上的钱物，审判实践中认为即上文所言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因为只有当某一财物与被害人身体紧密接触时，才会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潜在的随时可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危险，所以刑法才将该类犯罪规定为行为犯，该行为一旦实施，则被害的人身安全岌岌可危。

　　第三，因为扒窃本身就包含“身上”二字，该财物须与身体有直接的接触，该扒窃行为须已经侵害到被害人的隐私，已经和被害人身体有了一般陌生人之间不可能有的亲密接触。审判实践中比较多的是，在公交车上，由于乘客较多，乘客之间可能在外衣、随身携带的手提包等物品之间会有碰触，但该外衣口袋内的东西、外衣以内的部分等就不可能会和外界有直接的接触，故当扒窃行为及于该范围之内时，则触犯到被害人的隐私了，故《刑法修正案（八）》才对扒窃行为作如此苛责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若将随身携带的包及包内的财物放置于身旁与被害人存在一定身体接触的箱子、包等财物包括在内，既偏离了“扒窃”二字的原意，也不能将扒窃和普通盗窃做真正的区别。只有将是否触犯了被害人的隐私纳入考虑的范围，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扒窃和一般的盗窃行为区分开来，“扒窃”也才在真正意义上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才符合立法的体系结构。否则，扒窃大开其口，则扒窃案件可能比普通盗窃行为更普通、更普遍。故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该财物范围也应仅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

　　三、扒窃是否需要携带凶器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九条规定，由于每个人对中文顿号不同功用的理解其对本条含义也就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相并列即携带凶器扒窃才是单独的盗窃罪入罪条件另；另一种观点认为扒窃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相并列作为盗窃罪的一种单独入罪条件，赞成第一种观点的理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从文理解释上看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可以视为罪状的一个完结式表述即可分解为携带凶器盗窃的或携带凶器扒窃的两种类型，第二、单纯的扒窃行为不具有与盗窃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修正之前扒窃行为除了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或者符合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一年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条件以多次盗窃加以定罪之外，都只是作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加以处理，将其直接升格为犯罪的构成条件会不适当地扩大盗窃罪的定罪范围，刑法处罚的范围也混淆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的边界，第三、携带凶器扒窃的场合由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使用凶器的意识，一旦扒窃行为被被害人或第三人识破，被害人或第三人对其抓捕制止要求其返还财物等情况下，行为人使用凶器的可能性很大，从而使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增加而达到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相同的危害程度，相比较之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扒窃作为一种单独入罪条件与其他四种情形相互独立彼此并列因而不需要有携带凶器的限制，理由如下：首先从文理解释的角度来看，在宏观整体把握这一条文时容易发现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四个词之间都是用顿号隔开的，而顿号本身的作用就是让所连接起来的词语呈现出一种并列的关系，由于条文中的标点符号作为刑法条文的组成部分，对准确表达立法意图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都是经过严格审议后才最终确定下来的，因此单从法条标点符号本身含义来解读条文是能够得出扒窃与其他几种盗窃情形处于并列地位的；其次从逻辑上来看，扒窃本属于盗窃的一种类型，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自然就会包括携带凶器扒窃的行为，况且本次《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入刑就是考虑到扒窃比一般的盗窃案件社会危害性更严重，既然刑法已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就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将携带凶器扒窃重复列入罪状。

　　综上，《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有其立法目的和现实意义。审判实践中对扒窃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合、扒窃的物品是否为随身携带的密切物品和是否携带凶器扒窃予以明确，这样将很好的解决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作者单位：广西田阳县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办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地防治森林病虫害，保护森林资源，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根据国家《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领导，对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实行目标管理，逐级签定森林病虫害防治目标责任书。
第三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上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汇报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和防治工作情况。发生危险性病虫害或者发现新的检疫对象应及时上报。
第四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具体工作由本级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机构负责。
乡、镇林业工作站和林场、苗圃、农牧场负责本单位的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第五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对森林病虫害的科学研究，推广应用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提高科学防治水平。

第二章 森林病虫害的预防
第六条 植树造林要适地适树，提倡营造混交林，并选用良种壮苗。造林、育苗、更新必须有预防森林病虫害的措施，平原地区营造人工林要留有喷药车通行的林间道路。
第七条 育苗和造林用的种子、插穗等繁殖材料和苗木，不能带有国内检疫对象和自治区补充的检疫对象及本地区的危险性病虫。
第八条 对森林和林木应当加强抚育管理并按营林设计方案的技术要求进行卫生伐，伐除的林木及时运出林外，并对带有检疫对象和危险性病虫的林木进行除害处理。采伐迹地要按清林技术规程及时清理。采伐的林木不能在林区楞场过夏，否则要实行剥皮和除害处理。
对火烧迹地应当及时清理，伐除受害严重的过火林木。
第九条 山区要有计划地实行封山育林，平原天然林区要有计划地实行封滩育林或引洪育林。
第十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森林植物检疫工作，确实做好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发现检疫对象和危险性病虫要及时扑灭，不能将检疫对象和危险性病虫带入和传出。
各口岸要加强进口、出口或者过境的林木种苗和木材的检疫工作。
第十一条 林木种苗经营单位和个人，在种苗出圃前要主动到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报检，经产地检疫并取得森林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出圃销售。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销售带有国内外检疫对象、自治区补充的检疫对象、危险性病虫害的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
第十二条 从自治区外或者国外引进、引种良种、穗条、种根等繁殖材料的应当事先向自治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经审批后方可引进、引种。
国外引进的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经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检疫后，交由自治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引种单位进行隔离试种。
第十三条 跨县（市）或地、州引种林木种苗的，由县或地、州林业主管部门实施检疫，签发森林植物检疫证书。
第十四条 销售的木材或者由林区运出的木材都应当进行森林植物检疫。木材的经营者和调运单位要事先到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报检，经检疫并取得森林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销售和调运。
第十五条 经营林木种苗和木材的单位和个人，要配合森林植物检疫员实施检疫，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检疫。
违章调运的森木种苗和木材被检疫哨卡扣留时，违章调运的单位和个人要配合检疫哨卡进行补检和除害处理，并承担补检和除害等费用。
第十六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和监督森林经营单位保护林区有益生物，不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狩猎。禁止破坏鸟巢、捕捉雏鸟和掏卵。
森林病虫害天敌寄生率超过30％的林地，不得用喷洒的方法施用化学杀虫药剂。
第十七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的管理，建立健全森林病虫预测预报体系。
自治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自治区森林病虫害的发生情况，确定自治区测报对象，拟定测报办法和规章制度，对测报对象实施调查和监测，掌握主要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动态，定期发布自治区的中、长期预报，并提出防治方案。
地（州）、县（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的测报业务，调查和监测本行政区内森林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及趋势，准确、及时地发布本行政区的中、短期预报和警报，并提出防治方案和措施。
区、乡、镇林业工作站和林场、苗圃应当按规定进行森林病虫调查，并及时向上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八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森林病虫害防治的实际需要，为所属的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提供防治服务经费，并建设下列基础设施。
（一）药剂、器械及其储备仓库；
（二）根据需要和可能建设临时简易机场；
（三）检疫隔离试种苗圃、测报实验室、检疫实验室及其仪器设备；
（四）林木种苗和木材熏蒸除害设施；
（五）森林病虫害防治专用车、交通工具、通讯设备；
（六）其他防治设备。

第三章 森林病虫害防治
第十九条 森林病虫害防治要贯彻以营林技术措施为主，协调运用生物、化学、物理、人工等防治措施，实行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二十条 施用化学农药防治森林病虫害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防治前必须进行虫情调查，并发出短期预报，拟定防治方案；防治后要进行效果检查，资料要归档；
（二）根据要防治的病虫种类和发生情况，正确选用药剂品种、剂型、浓度、施药方式和施药时间，做到科学施用农药；
（三）施药作业前，应当发出通知，并在施药区张贴告示，防止人畜中毒。
第二十一条 使用飞机施药时，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事先进行调查设计，做好地面准备工作。林业、民航、气象部门应当密切配合，保障航空作业顺利进行。
第二十二条 森林病虫害防治应当按“谁经营谁防治”的原则，由森林和林木的经营者进行防治，并负担费用。对长期没有经济收入的防护林、水源涵养林、荒漠林以及暴发大面积危险性病虫灾害的，其经营者负担全部防治费用确有困难时，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当补助。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森林病虫害防治专项经费或救灾费。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从“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资金、育林基金中的治沙造林补助费中统筹安排森林病虫害防治经费。
第二十四条 国有林场、苗圃应从本单位的林副产品销售收入、多种经营收入中提留森林病虫害防治费用，用于本单位的森林病虫害防治。
乡、镇、村集体所有的林木病虫害防治费用从公积金中提取。
属于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所有的林木，防治病虫害的费用从本单位造林绿化资金中支付。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审计部门要加强对防治费用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和审计。

第四章 奖励和惩罚
第二十六条 有以下成绩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连续三年达到森林病虫害防治目标管理指标的；
（二）预报病虫害情况及时、准确，提出的防治建议被有关部门和单位采纳、获得显著效益的；
（三）在森林病虫害防治科学研究中取得成果或者推广森林病虫害防治先进技术、革新技术、科研成果取得显著成绩的；
（四）在县级以下林业基层单位连续从事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10年以上，在地、州以上林业部门连续从事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15年以上，成绩突出的；
（五）严格执行森林病虫害防治的各项规定，预防和除治工作成绩显著的；
（六）在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中有其他显著成绩的。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县（市）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处以100～2000元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用带有检疫对象的林木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育苗和造林者，处以100～1000元罚款，对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以200～500元罚款；
（二）发生森林病虫害不防治或除治不力，造成病虫蔓延成灾者，处以100～500元罚款，对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以100～500元罚款；
（三）对森林病虫害发生情况隐瞒不报，造成病虫害蔓延成灾者，处以500～2000元罚款，对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以200～1000元罚款。
第二十八条 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人员在防治工作中失职、造成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并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拒绝、阻碍行政机关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罚款必须使用自治区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收据。罚款金额全部上缴同级财政。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做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城市园林管理部门管理的林木，其病虫害防治工作由城市园林管理部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三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管理的林木，其病虫害防治工作由兵团林业管理部门参照本办法执行，并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自治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