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滞后不能成为反对给予

精神损失赔偿的理由

张丽云 滑力加

随着佘祥林冤案的平反，有关精神损失应不应当赔偿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有人认为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并没有规定给予精神赔偿的规定，因此佘祥林精神损失赔偿的请求于法无据。
也有人认为佘祥林蒙冤入狱10多年，仅赔偿物质损失是不够的，应当在赔偿物质损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精神损失赔偿金。
那么佘祥林究竟应不应该得到精神损失赔偿呢？
当然按照现行的《国家赔偿法》，佘祥林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要求是于法无据的。
法律没有规定——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理由。但我们都明白，法律总是落后于现实，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法律的滞后。
但法律又是由谁来制定的？
就我所知，有关精神损失赔偿的问题也不是最近才提出的，而早在10多年前就有不少人提出了。
10多年前提出的问题，到今天仍然还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起又一起冤案的昭雪，我们的法律工作者和立法者难道不感到汗颜吗？
我们难道不能站在佘祥林的角度去想一想，假如你是佘祥林，你蒙冤入狱10年,对你来说,最大的痛苦又是什么?
一个人被冤枉，那滋味对于没有受到冤枉的人来说，可能是难以想象的。而对于那些曾遭遇过的人则是刻骨铭心的！
我们党从他诞生之日起，就经历过无数的磨难。这其中就包括对自己同志的冤枉甚至是误杀。尤其是在十年文革动乱时期，有多少出生入死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一生的人，到头来死在自己人手里。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一个孩子受点委屈就可能伤心的大哭，而一个人蒙冤入狱的滋味就更不用说了。
精神损失应不应当赔偿，首先在于看其精神上是否受到损失。而不是看法律有没有这个规定。就佘祥林案来说，佘蒙冤入狱后，首先受到伤害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他的精神？他的母亲为什么死的，难道是为物质生活所因？
事实明摆着，对于他们来说，损失首先来自于精神上的伤害，其次才是物质上的损失。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就不能对精神上的损失给予一定的赔偿呢？
法律没有规定。是的，法律是没有规定。但不能忘记，就是因为法律总是滞后的，才会对滞后的法律进行修改。现在难道不正是对这一规定进行修改的时候吗？
难道还要继续等待下去吗！
如果继续等待，那么有关精神损失赔偿的话题恐怕又要探讨十年！
佘祥林这十年的精神损失已经是太大了，大的都到了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才能弥补的程度！
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立法者和执法者们还在那坐而论之，岂不是给佘祥林那本已痛苦的心上又刺上一刀！
法没有规定，立法者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去制定。
在法没制定之前，执法者应当实事求是地去解决。
这才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
幸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对此问题明确表示，至于精神赔偿问题，各级人民法院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相关司法解释，对他的精神损害的赔偿或者是有关其他方面的赔偿提出的要求给予合理公正的判决。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一些法院就根据一些案件的具体情况，在精神损失这一方面做出一些突破性的工作。事实证明，这些突破性的工作是有益的尝试。
如今是让这尝试得到法律的肯定的时候了。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日报转来读者全德林所提有关程序问题的复函

1949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日报社会服务部：
一、当事人不服地方法院的判决，可以上诉。其手续：在原则上要提出书状，经由原审机关将该书状连同卷宗转送上级法院。如当事人不愿这样做而将上诉书状直接投到上级法院去，也有上诉的效力。但是，上级法院仅收到上诉书状而没有原审卷宗，还是不能进行审判，要等候调卷往返。在时间上反不如将书状提经原审机关转送来得快。
二、判决所根据的材料如其事实有出入或对被告所提的反证没有置理，这都是可以上诉的理由。应该在法院送达判决后上诉期间内，用书状提出这些理由，向上级法院要求纠正原判的偏差。不过上诉理由是不是正确要由法院就一切具体情况去审酌，不能凭被告主观的见解而认其上诉为有理由。
三、旧的成文法已废止，新的成文法正在拟定。对于某一罪行的刑期长短，虽然还没有成文法的规定，但是现阶段之刑事判决必须要依具体情况并根据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颁布之纲领、法律、条例、命令、决议及新民主主义之政策以审判罪行之有无，并裁量刑期之长短，应加重或应减轻，都应该在量刑的时候照顾到。所以，对于具体案件之判罪量刑，都很审慎，并不因其为初审或复判而有所区别。
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第六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有权颁布大赦令的。但是这种职权在什么时候行使，则非任何机关或任何人员所能推测的。
五、山东地区内之诉讼案件，如经过该地区内之省级法院判决，仍有不服其管辖上诉之最高机关即为最高人民法院。